丞相彭城郡徐公处仁之夫人陈氏，以宣和五年正月己卯，薨于北都公府之正寝。越三年，彭城公薨。又明年，得建炎二年七月甲申，其子康、度奉公、夫人之柩，合葬于吴兴卞山之阳。夫人世家严州，朝散郎、知楚州向之女。向父逸，卒官奉议郎。楚州以进士起家，为开封令，有能名。未满岁，奏圄空者三，神宗以为材，将用之，擢尚书度支员外郎。永裕陵建，以本曹兼京西转运使，出奉祀江西。徙楚州而终，翰林学士沈括识其墓。夫人生有奇相，视瞻举措必端。奉议君奇之，谓楚州曰：「此儿喜怒未尝形，言笑不妄发，使男也，吾家其兴乎」？甫笄，归丞相彭城公。时公贫甚，几无以为家。一日，楚州持节过睢阳，盛车服遣女。夫人庙见徐氏，乃在穷巷中，破屋数楹，太夫人坐堂上，旁无扶侍，夫人奉盥馈堂下如仪。楚州恐不堪其忧，使人察之，宴如也。已而斥卖嫁时衣被鞶帨，以太夫人之命，访族姻之贫者而赈之，人人咨嗟，以为不可及。丞相为齐州掾，月俸不满万钱，惟太夫人甘脆是奉，夫人帅家人食粥无难色。丞相预政，封安定郡夫人。政和末，丞相自徐州朝京师，一时眷礼，群臣莫望。夫人曰：「上恩固非常，然宠盈之戒，古人所谨，不可不思也」。每奏事归，必问见上安所陈，上开纳否。尝诏丞相病已，无下拜。当是时，蔡鲁公耋老，徒损拜数而不得免焉。或以是为公荣，夫人愀然曰：「忌者至矣，其能久乎」！未几，果坐谗出知扬州，其先见如此。夫人事姑孝，教子义，遇僮使有恩，敬夫如宾，治家如官府。丞相曰：「吾平生以直道事君，取颠踬屡矣，而未尝置欣戚胸中者，繄室家是助」。诸子曰：「使我学成而不堕其家声者，惟吾母之训」。性通悟，于出世间法，得其指归。疾病，精爽如平时，谢医巫不问。属纩之夕，犹起坐若有所言，于死生盖超然者。薨，年五十四。历封温、福、陈、吴四国夫人。子五人。曰庚，擢进士第，仕至宣教郎、直秘阁、管勾亳州明道宫。曰廉、曰庾，承务郎，皆前卒。曰康，今为右奉议郎、提举两浙西路茶盐常平。曰度，为左宣教郎、尚书司封员外郎。孙男女合十人。男曰延老、曰同老，右承务郎。女适湖口主簿姚溥、丽水主簿王怡、右承事郎毛幵，馀未行。初，楚州提举开封府界常平，宿陈留僧舍，夜闻垣外汹汹人声，起而烛之，积骸蔽野，于是奏乞官地瘗之，得骸八万计。虽位不满德，其后寖微，而庆钟夫人，作配名宰。疏封大国，始终安荣。后楚州之孙有以丞相之恩入官者，人以为积德之报。铭曰：

妫出舜后，胡公始侯。以国氏陈，晚闻太丘。夫人之先，南土是宅。英英度支，位止邦伯。德厚而踬，于偿不宜。集于夫人，莫贵与夷。厥初来嫔，仪则多有。即安穷空，以服箕帚。朝夕警戒，辅成公躬。燕及群息，亦云似公。卞山之阳，维水瀰瀰。与公同藏，千岁之始。

永嘉徐常博自明，作《宋朝宰辅编年录》，其子永阳邑大夫居谊刊之于梓，谒序于予。予曰：宰辅者，安危治乱之所寄也。汉四百年称萧、曹、丙、魏，唐三百年称房、杜、姚、宋，岂不戛戛乎其难矣哉！国朝自建隆以至嘉祐，赵韩王普、李公昉、宋公琪、张公齐贤、吕公蒙正、吕公端、李公沆、向公敏中、毕公士安、寇公准、李公迪、王公旦、王公曾、晏公殊、杜公衍、富公弼、文潞公彦博、韩忠献王琦，又何其彬彬然盛也！中间不幸而王安石相，奸庸相继，庸则陈升之、吴充、韩绛，奸则王圭、蔡确、韩缜。元祐更化，幸而有司马文正公光、吕正献公公著、范忠宣公纯仁数人。又不幸而章子厚相，奸凶复相继，蔡京过于章子厚，王黼过于蔡京，若曾布、赵挺之、何执中、刘正夫、余深、郑居中，微不及子厚、京、黼。造祸者奸，成祸者庸，祸极于吴敏、何㮚辈，而不可制矣。若二人者，又奸庸相半者也。嗟夫，人耶天耶？天将开建隆以来之治，故名臣相项背；天将兆靖康之祸，故奸凶接武。李公忠定纲言验于疏水，功验于围城，高皇帝以其为命世之英而相之，不越七十有五日，间之者黄潜善也。忠定邵武人，潜善亦邵武人，并生而并相，岂非天乎？潜善罢，忠定亦竟不得志。赵公鼎、张公浚，忠定之亚也，相皆不得久，而久于其位者秦桧也。忠定、张、赵，虏所恶也，桧虏所喜也，其久其近天意可知矣。自后相有可称者陈公康伯、陈公俊卿、赵公汝愚而已。中兴而后，又何其太寥落耶？侂胄之徒，则世目以为京、桧者也。贤者则不得久，而侂胄之徒皆得久于其位，此岂人耶？予尝论三代而上，伊、傅、周、召皆以儒者相，大儒如孔子，不过摄相而已。孔子而后以儒得相者，惟司马文正公，岂非盛哉！然亦不得久，向若神宗以所以待安石者早相司马公及程公颢，天下岂不被儒相之福耶？论皇宋宰辅者，每为之三太息。常博之为是录也，于美恶皆不没其实，贤于世之类书多矣。宝祐五年五月日，龙图阁学士、朝奉大夫、新知西外宗正事赵。

臣一介疏慵，待罪博士，比因愚赣，荐乞退闲。将期获展于素心，乃遂缴誊于二奏，旋申前请，汔閟俞音，致令孤子之踪，尚玷班联之末。兹缘参告，适值对班，幸天表之再瞻，岂愚言之敢爱？臣闻区别是非者，天下之公言；包容贤否者，当今之邪说。自昔言者每当国论危疑之秋，欲混邪正为一说，昭然号于天下，曰皇极，曰大中，以为包含依据之的。而不知经之所谓皇极者，非此之谓也。盖皇者，君也；极者，至也。言人君之身居至极之地，以为天下之标准，周公所谓「以为民极」者是也。自汉儒误以「大中」二字而训之，而后世遂以为宽洪广大之言，又以大中为含洪姑息、善恶不分之目。如元祐之调停，元符之建中，庆元之建极，皆是也。然尝论之，君子小人不可并用。君子小人之说不明，而是非颠倒，贤否贸乱，其馀毒遗烈，往往以之，斲丧元气，残害国家，蠹坏善类而不自知也。元祐更化以来，奸邪失职居外，日夜伺便，规求复入。吕大防辈乃欲合两党而用之，其意将以消平旧怨也。而苏辙则谓邪正不可兼用，兼用必至交争，此元祐调停之说也。自此说一行，未几而李清臣以吏书入矣，又未几蒲宗孟以兵书进矣，又未几而邓温伯之徒复以外藩起矣。虽琐琐缴驳，谏官论列，事得暂止，然此路一开，终不能遏小人之进，激而为绍圣反覆之祸。则此说实为之，非斲丧元气之斧斤乎？元符末年，瓘、浩虽来，章、蔡未去，邪正杂揉，朋党交攻。元祐之党嫉视熙、丰之人，绍圣之人忿怒元祐之党。曾布一旦以大中至正之道改元建中，其意盖欲以元祐兼绍圣而行之也。而曾肇则谓当先分别君子小人，然后可以行大中至正，此元符、建中之说也。自此说一行，而邓洵武以《爱莫助》之图进矣。又未几而温益、钱遹之徒据要津矣。又未几而蔡京为左丞，且拜右仆射矣。虽旌别淑慝有诏，纷乱宪章有戒，然此机既抉，终不足以止小人之来，激而为宣、靖危乱之祸。则此说实为之，非残害国家之鸩毒乎？庆元中，柄韩专国，摈逐善类，至标道学之目，以为攻诋之资。羽翼既张，忠谏受祸。权臣稍厌前事，或者附会，又立为建极之说，以示广大含容之公。一时君子，虽幸学禁之稍宽，而见远识微之士，则深忧邪正之相揉。此庆元建极之说也。自此说一行，小人惧其事之变也，复嗾言者以辨治为请矣。未几而伪师之葬严行约束矣。又未几而习伪攻伪之禁申致其严矣。虽废退之士先后复官，而复雠之说一进，终不能止小人之言，激而为开禧用兵之祸，则此说实为之，非蠹坏善类之蟊贼乎？是三说者，虽其为意各有不同，大抵皆以含糊鹘突为说。是以忠邪并世，薰蒸变化，荃蕙化为萧茅，嘉谷化为稊稗，人类殄绝，世道陵夷。所谓斲丧元气，残害国家，蠹坏善类之祸，靡不有之。是非天之作孽也，人才之辨不明而其祸必至于此也。陛下以聪明之才，当艰难之会，其于人才进退之间，尝致其谨矣。然天下之才，有君子，有小人，其名既殊，其类又别。尝即其情状而观之，大率不过数端。其言刚正不挠，无所阿徇者，君子也。辞气卑佞，伺候颜色，觇窥意向，切切然贪进务入者，小人也。光明正大，疏畅洞达，魁垒杰特，无纤芥可疑者，君子也。依阿淟涊，回互隐伏，闪倏狡狯，睢盱鄙贱，枉道苟合者，小人也。君子小人情态昭晰，固若黑白之了然，而其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者，言与行违，迹与心异者，则尤人之易惑也。今不问贤否，不察疑似，而一槩以大度包容之曰：我调停也，我建中也，我建极也，岂不误人国家哉！故皇极大中之说，其始则包君子小人而为一，其极则君子受其祸，小人受其福。其始则纳天下国家于无事，其极则天下受其危而国家受其菑。故一小人之进，若未甚害也。及其久也，呼俦引类，根据朝廷，交通宫闱，劫制人主。然则当正邪交攻，欲定未定之前，而进皇极大中之说者，陛下其可不察其说之所以然哉？今君子少而小人多矣，自甲辰改纪以来，臣汉弼死，臣范死，臣元杰死，今臣大宗、臣应起又死矣。臣性传去，臣泌去，臣斯得去，臣琰去，臣昴英去，臣万里去，臣公许去，臣韶去，臣似去，臣瀹去，臣霖去，臣潜去，今臣汝腾、臣伯玉、臣钺又将去矣。君子之势，落落如晨星晓月之孤，又借皇极大中之说为邪党游说之地，则君子尽去而陛下之国空矣。国空无人，则陛下孤立于其上矣。陛下其亦省察于此乎？省察之道无他，在致谨于用人之际而已。继自今立政用人，有若清臣、温伯、孟宗等辈，其勿徇偏见，勿惑人言而为其所怵，则天下大势决不如元祐之变绍圣也。有若洵武、遹、益、蔡京辈，其勿摇异说，勿顾身祸而为其所惑，则天下大势决不如元符之变宣靖也。又有若何澹、京镗、刘德秀、胡纮等辈，勿听怪论，勿怵私情而为其所卖，则天下大势决不如庆元之变开禧也。谨之未择之前，遏之未来之顷，彼皇极大中之说将日销月铄，而国是定于一矣。惟陛下留神。

臣窃惟当今弊事不可不革，而革弊不可不审。考之《易·鼎》之初六曰：「鼎颠趾，利出否」。夫革物莫善于鼎。鼎实之污，以不善败之也。因其颠仆而出之，然后足以尽致洁取新之利。是弊不可以不革也。然《蛊》之繇辞则曰：「先甲三日，后甲三日」。传者谓先甲，先于此究其所以然也。后甲，后于此虑其将然也。然则先三日而图之，所以治蛊。一日二日至于三日，虑之深，推之远，故能革前弊，弭后患，久而可行。陛下以刚明转万化，以名实责二相，以精白厉百官，粤元日所下御书，闻者莫不踊跃忻奋，举手加额，以为太平可坐致也。然臣愚窃有忧焉。昔庆历中，仁宗既有范仲淹等，责治甚急。一日，开天章阁，给笔劄，使条上所宜。于是抑侥倖，罢冗官，减任子，端绪未竟而小人不便，哗然攻之，而朋党之祸作矣。司马光相元祐，首罢青苗、市易、雇役、差役之法，而一时勇于奉行者，蔡京也。京岂真助我元祐者？其实包藏不测，以为异日报复之地。若是者，臣之所以深忧，而今所当熟虑也。臣敢条其详，为陛下言之。夫朝廷者，政化之原也。比年以来，廉不足以律贪，谲不足以表正。弥缝宫府之脉络，而二三执政反有疏远之形；浃洽家人之恩意，而端人庄士反有弃置之迹；笃密姻联之情好，而学士儒生反有厌薄之心。中书之务率多纠纷，大臣之体几至琐屑，是朝廷之否也。今圣化更新，宸翰戒饬，固将以革弊之事望朝廷也。然更弦易辙，贵审不贵骤；立政造事，宜平不宜激。谨思于解瑟更张之时，调平于乘舟轻重之际，使发号施令之地日融冰泮，形迹两忘。不然，以否济否，其否愈滋，安望其朝廷之清明耶？纪纲者，名分之司也。比年以来，本末或至于逆施，上下或至于淩替。户部大农之权，归于他司，而均节出入之柄，大臣不得而专；中书政本之地，时挠于腐夫，而内庭启拟之权，冢宰不得而制。法令或烦特旨之放行，狱讼时劳内批之宣谕，县令繁难之官，多搀部阙；场务猥琐之职，亦就堂除。名曰不用例，而援例者如故；名曰必守法，而坏法者自如。是纪纲之否也。今圣化更新，宸翰戒饬，固将以肃清之举望朝廷也。然整齐名分，贵审不贵遽；森严堂陛，宜密不宜疏。致思于直情酬应之时，加谨于快意挽回之际，使国家凭藉扶持之地风清弊绝，分限截然。不然，一否未去，一否复生，安保其纪纲不紊耶？名器者，砥砺之具也。比年以来，私足以灭公，货足以掩德，鸳班鹭序，有贡金馈玉之讥；虎节菟符，有日进月献之目。帅臣竭帑藏以冀迁擢，戎将罄囊橐而望超升。货赂公行，苞苴充斥。是官无大小，无内外，皆以财贿为事也。亏损国体，污辱政涂，一至此极，是名器之否也。今圣化更新，宸翰戒饬，固将洗清之事望朝廷也。然肃清官常，当示意向；谨重除授，先定规模。周密于启拟之间，精详于选择之地。使爱惜名器之心川流日揭，内外翕合。不然，惩创不行，滋长不已，安望其名器之能重耶？士习者，风俗之枢机也。比年以来，惟其私而不惟其公，志于利而不志于义。进焉而柔良以自梯，退焉而刚方以自诡。固有游于权贵之门，专以吻舌为事，出彼入此，间谍是非，鼓唱异说，扇为非语。或刺取外事以效小忠，或指摘阴私以快其意，但营一己之私，不顾十目之视。亦有总揽省闼之事，身效胥史所为，包藏其心，高下其手，以人情为厚薄，以贿赂为缓急，驱去复来，了无愧怍，既舍复用，何有廉隅？但知排闼之荣，不思挞市之辱。又其甚者，簸弄钧衡，以为招权纳贿之媒；囊橐户部，以足予取予求之欲。是士习之否也。今圣化更新，宸翰戒饬，固将以洗涤之事望朝廷也。然转移人心，在上不在下；刷磨习俗，以化不以政。挽回于风俗伤败之馀，振起于廉耻道丧之后，使国家忠厚之意胥训胥效，靡然成风，则士风激昂，忠义奋发。不然，前习未改，旧习复滋，安望其风俗丕变哉？人心者，邦家之根本也。比年以来，内而妄兴营造，既有伐木冢墓、科夫田闾之苦；外而轻开兵端，复有夫役丛兴、馈运烦扰之害，骚骚于淮襄之境。降斗小哄也，锄耰棘矜之扰，已遍于畿甸冯翊之邦；盐夫小衅也，焚荡杀僇之毒，已流于江闽湖湘之地。或起于贪吏之侵渔，或困于急符之诛索。帅守，牧养小民者也。既以厚馈得之，则安保其无掊尅责偿之患？监司，按察所部也。既以势力取之，则安保其无党奸护恶之举？是人心之否也。今圣化更新，宸翰戒饬，固将以休息之事望朝廷也。然保民之道当用平和，凝民之政贵行宽大。迪畏于小民难保之时，抚摩于田里愁叹之后，使行苇忠厚之泽渐被浸渍，无远不暨，则人心爱戴，四海一心。不然，其为害岂止扰扰而已哉！边防者，备禦之大经也。比年以来，不以内脩政事为急，而妄意于攻攘；不以保固边防为务，而锐情于恢复。轻启边阃，不待机至，几类经制西戎，经理燕云之事。彼其说不过以为固宠保位之计，而不知边衅一开，兵连祸结，猝未可解。彼其意又不过以此为要功补过之计，而不知生灵因之肝脑涂地，此为何辜？呜呼！生民残毙之馀，国力枯竭之后，无故生此衅端，冬哨未几，春哨当虑，骇机蜂出，祸隙难堤，是边防之否也。今圣化更新，宸翰戒饬，固将以镇抚之事望朝廷也。然经理疆事不可轻疏，保全旧疆所宜审重。申辽夏戒饬之说，以固封疆；绝奸京望表之图，以惩曩误。使国家谨重之意行于国中，孚于境外，则金汤屹然，敌气自屈。不然，度外功名，侥倖一掷，天下事去矣。臣久违天朝，攒眉时事，欲为陛下一吐之久矣。兹因入觐清光，不敢自嘿。条分虽六，一言以蔽之，则在陛下明理欲之界，严义利之辨，以为端本澄源之地耳。尚虑知闻不广，包括靡竟，无以仰裨圣断，臣复以元祐用人翼其说，而陛下试终听焉。臣尝闻之，熙宁、元祐之间，未尝无君子也。自安石、惠卿逐异己者以快其私，遏能言者以行其私，国家元气消铄殆尽。一旦天道好还，更新庶政，元祐之盛，卓然一时，人才之多，不可殚纪。然所谓元祐诸贤之盛，非借才于异代也。作新观感之实，见于行事之间；丁宁恳恻之真，形于言辞之表。所以阴驱而潜率之者，无一毫之伪，一息之间。故能数月之间，精采夐异，国家三百年之天下，未有如元祐人才之盛者也。昔嘉、绍间，魏了翁尝以是说为献。臣受学于了翁者也，敢援此为陛下言之。欲望陛下下采此言，参稽史册，明谕大臣，自今除受之间，公听并观，一以元祐用人为法，使才器分量大小各得其当，则纯忱实意，孚布中外，善人君子皆将引类而至，而天下事可以次第举行矣。《诗》曰：「国虽靡止，或圣或否。民虽靡膴，或哲或谋，或肃或艾」。幸毋以乏才为叹。天下幸甚！

臣滥吹班行，尸素无补，比者天久不雨，尝不量愚昧，冒万死裁一书，为陛下极言三事之失，且于其末致拳拳之忠，所冀圣心开悟，引咎责己，导谏敷恩，以解天下之惑。今已踰旬，未闻有所施行，而天怒不解，旱势愈张。四海臣民睹此钜异，愈益忧皇，咸谓祖宗求言，具有故实，惟靖康多难，不及举行此等所为，已非美證。堂堂盛世，所当监其失而敬天怒，何乃袭其咎而玩天灾乎？臣竦闻其言，退而追惟靖康以前之事，未尝不痛恨当时而重有感于今日也。陛下自亲政以来，凡三更大化矣。一更于端平，其失也轻。再更于嘉熙，其失也滥。又再更于淳祐，其失也专。曰轻，曰滥，曰专，其事虽殊，其失则一。今政瑟之更，几二年于兹矣。始焉刚果之气未尝不翕然惟庆历、元祐之趋，日慆月迈，志气不强，曾几何时而委辔中道，已逸而奔于崇、观、宣、靖之域矣。尝即其实而考之，其事力反不及于崇、观、宣、靖，而證候则有类乎崇、观、宣、靖也。且人才，国家之精神也。乃者弓旌四出，非不招来，而难进易退，不肯轻出。间有出者，亦不能尊信而用之。其间如极论纲常者，执宪端平者，力拄阉戚者，肃清宫禁者，未尝无人，而御屏简记，几亡其姓名，夹袋荐扬，又遗于物望。彼亦不过甘心空谷，绝意中朝。方之崇、观、宣、靖，诸臣时望之伟，亦有如李纲者乎？旧学之粹，亦有如杨时者乎？耆德之尊，亦有如许翰者乎？经术之奥，亦有如胡安国者乎？直亮自许，亦有如崔鶠、李光、余应求者乎？威望可倚，亦有如种师道、刘韐、宗泽者乎？是人才反不如崇、观、宣、靖也。兵者，国之爪牙也。兵不精利，与空手同。甲不坚实，与袒搏同。古人无日不计军实，择令典者，正谓是也。今子虚乌有之籍，在在而有之。戍淮之兵，歼于战斗；防江之兵，狃于骄惰；淮东先锋，数仅二千；荆楚壮士，十丧八九；山西劲卒，类多乌合；郡国禁兵，仅充厮役。而倚以捍禦者，又多北来之军，圈豹养虎，祸变难测。加以器械钝阙，戈戟凋残，蒙冲海鳅，率多坏烂，神臂床弩，半就消磨，驻队旧制之不存，克敌斗刁之不等，方之崇、观、宣、靖间，亦有十馀万之京城兵乎？亦有二百万之诸道兵乎？亦有二十七万之河南北兵乎？亦有一百七指挥马步军乎？亦有二百疋之天驷战马乎？亦有五千座之京师炮乎？亦有千馀两之宣阃造车乎？是兵革之多，不如崇、观、宣、靖也。财者，国之命脉也。国家一岁通制国用，正当量入以为出。而近年以来，横费亡艺，岁终会计，已加多六七千万，一朝御札，又岁新券三四十万。督视之行，新楮以一千万计，银两以五十万计。其他诸阃之非时科降，戎所之制造铠甲，制阃之临遣拨赐，合而言之，亦千馀万。其他如宫掖之横恩，燕饮之用度，权奸之盗窃，郡守之囊橐，要路之苞苴，閒官冗吏泛滥之支吾，邸第宫观不急之营缮，又不可枚数。府库所积，在在枵焉。其视崇、观、宣、靖间，亦有大观西库三四千万缗之积储乎？亦有诸路所积三千馀万之积镪乎？亦有在京库务一千三百馀万之积货乎？亦有诸监所铸九百万之钱乎？亦有延丰仓四十万之积粟乎？亦有宣和六库上供四百万乎？亦有无额上供三百万乎？亦有京师新收一百馀万乎？亦有诸路免夫钱六千二百馀万缗乎？虽曰半天下之势，不及全盛之时，然所积竟不能髣髴其万一，是财计反不如崇、观、宣、靖也。虽然，人才不如，兵财不如，使振而起之，犹可勉强。今所患者，无崇、观、宣、靖之事力，而有崇、观、宣、靖之證候。何谓證候？曰奉御笔也，事燕游也，崇土木也，逐君子也，讳谠言也，思权奸也，用戚里也，信宦官也，激盗贼也，致外患也。御笔始于政和四年，初焉杨球之代书，终焉流弊之滋炽，或称诏，或称御笔手诏，或用御宝，或用长印，或有金填红刻指挥，由中而出，不在于中书门下之旨也。当时三省，但奉行御笔而已。陛下即位之初，压于权臣，潜光晦迹，不敢自大，所谓御笔，非惟不能，亦未知其为何许事。粤自亲政揽权，蹊路渐熟，然亦未至于荡然也。今轻视四海，玩弄诸臣，用力于区区术数之微，偃然自谓人莫已若矣。女子、宦官、邸第戚里窥见罅隙，请托纷如，于是御笔沓至，往往夜漏十数刻，省吏传呼，晷刻不爽，大臣签押，奉行惟谨。妨害政几，亏损观听，清明之世，为此弊倖。陛下不欲为千万世之令主乎？宰相不欲为千万世之贤相乎？不然，何纵弛之如是也？臣所谓有崇、观、宣、靖之證候者，此其一也。天久不雨，其以是乎。政和以后，游燕浸多，燕太清楼有记，燕承平殿有记，曲燕保和殿有记，幸鸣銮堂又有记，皆所以记一时燕游之盛。而史臣书之不少隐讳者，将以垂子孙之鉴，为万代之劝也。陛下富有四海，绍隆大业，亦几有年，谓宜兢兢业业，视为商监。今得之道途，咸谓陛下内庭排当，寒暑不辍。敌骑侵淮，未尽出境，而常舞酣歌，见于自逸。湖寇鸱张，未尽扑灭，而耽乐饮酒，或至罢朝。虽荐歌《云汉》瘨旱之诗，尚未下避殿减膳之诏。始焉纵容，不过自恕曰：「吾惟今日耽乐耳，一日游逸，为害几何」？不知是心一流，则自一日至于二日，而至于终身不改。虽敌国急警燎原滔天，骎骎及我，亦罔闻知矣。臣所谓有崇、观、宣、靖之證候者，此其一也。天久不雨，其以是乎。祖宗以来，宫室制度不至太广。政和初始建延福宫，楼殿相望，跨越宫城。自是兴作不已，又即延福宫之旧基建保和殿，即诞圣之地作玉清和阳宫，即宫城之东建宝箓宫，叠石为山，号曰艮岳，亦汰侈矣。陛下袭十三叶祖宗之业，所宜深监往失，以示古人卑宫之意，为天下先。今得之传闻，咸谓陛下圣性好大，务营土木。内而宫掖四面筑山，多取石于南内燕息之所。虽未必果有兹事，然内臣附会，多以人所不知为说误陛下，而陛下不悟其非。此岂可令众庶见乎？外而龙翔兴建祠宇，每拓地于百姓生产作业之地。虽非陛下本意，然奸臣附会，多以异说怵陛下，而陛下不悟其奸。此岂可使外国闻乎？臣所谓有崇、观、宣、靖之證候者，此其一也。天久不雨，其以是乎。政和元年，陈瓘台州羁管。崇宁六年，邹浩永州安置。此皆权奸当国，欺君玩世，借此以报怨也。今章琰、李昴英居瓘、浩之位，而又有瓘、浩区区之心，其排斥嵩之，论列陈韡，此其志岂有他哉，徒以国家比年以来气势微弱，精神萎薾，皆起于小人之误国，所以悉意极陈，将以补阙政而裨圣聪也。不谓疏狂之言上触宸怒，一斥五月，不复召还。前后臣邻言之屡矣，而陛下终不省悟，遂使二臣堕在远方，曾不得复齿缙绅之列。岂盛世美事哉？矧今敌国孔炽，盗贼横行，水旱交作，患至迫矣。若不早霁，威严亟加，万一因他人激怒，或以瓘、浩之罪加之，则大体愈亏，非所以为挽回天心之术矣。此臣所谓有崇、观、宣、靖之證候者，此其一也。天久不雨，其以是乎。燕云之议，吕颐浩谓穷天下之力，竭天下之财，必无以善其后。此忠言也，而御笔则以兴讹造讪罪之，此言为讳也。京城大水，李纲谓变异不虚发，必有感召之由；灾害非易禦，必有消去之策。此忠言也，而以堤防不修即非灾异诋之，此言为讳也。陛下自去腊以来，每有讳言之意，责实下诏，一讳言也。风谕数语，二讳言也。春官宣谕，三讳言也。搜索怀挟，四讳言也。逐二台谏，五讳言也。去一词臣，六讳言也。陛下讳言于其上，群臣缄口于其下，间有冒死一言，则上下相与仇视而深嫉之，不以微罪行，则以他事去之。呜呼！忠臣烈士所以极言敢谏者，非沽美名也，非好为不靖也，为人主心术虑也，为朝廷大体惜也，为生民大命计也。而陛下一切厌薄之。非特厌薄之，且憎嫉之矣。非特憎嫉之，且逐而去之矣。此岂盛世之美事哉？臣所谓有崇、观、宣、靖之證候者，此其一也。天久不雨，其以是乎。方蔡京之为中太一宫使也，既许之谢事，又使之削官，又使之居杭。凡京所为，一切罢之，所用一切去之。谁曰京不远矣？上意决不向用矣？曾未三年，而五日一朝赴堂治事矣。又未几，而落致仕矣，领三省矣。怀憾肆毒之久矣，苟可肆其一螫者，未尝不甘心焉。积而至于祸败，尚忍言之哉！今去相之奸与京相埒，而忿戾不可解之之毒，则又过之。观其厚结游士，密伺朝廷，多积金钱，直通宫禁，兼以空郿坞之积，以实水衡少府之储，穷水陆之珍，以供太官玉食之奉，此其意非但如此而已也。安知其不以「北事只我了得」之语劫陛下乎？又安知其不诈为辽使问京何在之语以竦陛下乎？此臣所谓有崇、观、宣、靖之證候者，此其一也。天久不雨，其以是乎。祖宗戚属不得预政，非故疏之，其所以忧思深远至矣。郑居中同知枢筦，勉徇后宫之请。既罢免之，又申命之，中外交疑，道路指目。陛下临御以来，未尝不以至公为务，而肺腑戚属屡玷班行，子姓怪民滥叨扈节，列辟猥归于嬖族，骄淫不减于曲阳，布列卿郎，日求速化，翱翔丞簿，时冀超迁。材干者犹有可言，乳臭者是诚无谓。远而节旄，误拟南阳之宠；近而畿辅，有同恩泽之侯。虽比之郑居中，固亦有间，然浸淫不已，亦非所以示天下之公也。岂天下之大，果无一人可以供陛下之用耶？臣所谓有崇、观、宣、靖之證候者，此其一也。天久不雨，其以是乎。童贯、谭稹首祸燕云，杨戬、何所踵贯而起。其初起于毫芒，其末流之祸，至于塞天地，亘古今。陛下总揽权纲，岂不能深烛此理？然便嬛侧媚，有以中欲，甘言巽入，有以顺情。陛下虽未尝纵之，而凭依窃弄，盖有非陛下之所能尽知者。故虚张科敛之数，其力可以移漕臣，而陛下不悟也。凭依格杀之威，其势可以屈国法，而陛下不疑也。典领营造，费用泥沙，至不赀也，而勘同钱缗，率用新楮，不肯循国计之常。掌司宝玉，爱护不谨，罪当诛也，而转移主听，嫁祸他人，几不遵国法之常。臣所谓有崇、观、宣、靖之證候者，此其一也。天久不雨，其以是乎。方腊才乱，连陷数州，诸峒结连，声势张大。江西虔、吉以至建昌，盗贼间作，骚扰良民，以至此极。陛下宽以御下，仁以结民，薄海内外，悉主悉臣，岂忍自坏于照临之下？而比年或多梗化。两淮流民，吾遗黎也，区处无术，侵迫畿甸，激而为寇，如往岁之绎骚者有之矣。湖、衢、建昌之民，吾赤子也，凭恃险阻，雄长相角，激而为盗，如前日之陆梁者有之矣。闽岭之盐丁，江湖之峒丁，皆王民也。为守者不知抚循，与之争刀锥之利，夺衣食之源。愤怨不平，激而为乱，如今春之猖獗者亦有之矣。始焉之激，常起于细微，终焉之忧，卒至于盛大，遂使横行数州之广，绵历旬时之多。大师克之，犹未即功。兹其为力，岂不戛戛乎其难哉？臣所谓有崇、观、宣、靖之證候者，此其一也。天久不雨，其以是乎。宣和五年秋，敌益兵云中，经营南寇。其冬宗维寇河东，宗杰入河北，边遽倏闻，举朝失色。今北边新兴，哨骑狎至，自春徂夏，势欲饮江。寿、泗，吾藩篱也，地界南北，敌所必攻。骁将势穷，士马物故，则藩篱不可赖矣。通、泰，吾根本也，地据斥卤，敌所必攻。人民之生聚，亭灶之精储，公私之馀羡，悉皆破坏，则根本不可支矣。福山，吾屏蔽也，去毗陵才二十五里，而惊尘游骑，直至于此，声势几摇于京邑，烽火直至于甘泉，则屏蔽又不可恃矣。其如淮西诸郡，间被伤残，蜀西诸屯，时肆蹂践，远而至于广西一路，又有斡腹之忧，恫疑虚喝，其意直不肯置我于度外也。天气尚热，变已如斯，秋风才高，祸尤惨烈。陛下出自圣断，分命枢臣，进屯江面，仗国威灵，克胜而后朝食决矣。然今岁之谍异于他日，料敌制胜，不宜轻易，行兵用师，不宜退却，定功行赏，不宜混淆。一或反是，则何以起人心，兴事功耶？此臣所谓有崇、观、宣、靖之證候者，此其一也。天久不雨，其以是乎。夫人物兵财色色不逮，而亡国證候无一而不相似，此臣所以痛哭流涕，为陛下言之也。然而欲消證候，则自吾君一心始。君心得其正，则志气清肃而天下之證候不生。君心入于邪，则晶光掩黯而天下之證候皆非。先民有言，阳明胜则德性用，阴浊胜则物欲行。万事之得失，系于一心之正不正如何耳。夫天下以一人为主，人君以一心为主。君之方寸，物欲多门，挠之者众，攻之者繁，至可畏也。《大学》言治国平天下之用，而其本在乎正心。仲舒论正朝廷百官之本，而其说则始于正心。大哉心乎！其理欲诚妄消长之源，而天下万事感应之机乎。然尝论之，陛下之心其初未始不正也，自人心汩之，而心始不得其正。陛下之心其初未始不诚也，自妄念挠之，而心始不得其诚。陛下之心其初未始不清也，自阴柔浊之，而心始不得其清。陛下之心其初未始不明也，自利欲昏之，而心始不得其明。不能以礼制欲，而陛下之心始荡；不能以义制事，而陛下之心始纵。此心一萌于方寸之间，而证候已见于天下国家之大。此无他，理与欲之界限不明，诚与妄之源流不别，而其应如是也。然则澄其源，以为立政造事之本，其有大于正心乎？陛下清燕之顷，试省察焉，凡亲政以来，聪明不及于前时，事业日负于初心者，谁实为之？必其声色货利有以蚀吾之天也，便僻侧媚有以汩吾之天也，蜎蜎蠖濩之中，不能存道心而去人心也；虚明应物之地，不能纯天理而除人欲也。内降之多，必私心之胜也。燕游之数，必淫心之荡也。土木之崇，必侈心之汰也。君子之疏，必敬心之衰也。正论之嫉，必诚心之怠也。奸邪之喜，必祸心之包也。贵戚宦寺之积，必爱心之缠绕也，必畏心之芽蘖也。盗贼外患之盛，必常心之骤反也，必惧心之少弛也。是心之私起于方寸之端芒，其极至于结为国家沈痼弗瘳之疾，独不可克而去之乎？臣愿陛下正其身之所主，不以私欲间之；实其心之所发，不以妄念杂之；养此心于虚明公溥之中，一此心于喜怒哀乐之后，叙庆历、元祐之所以得，监崇、观、宣、靖之所以失，侧身修行，察诸迩言，凡事之背理伤道者，悉更革之，一动作而反欲为度，一云为而即诚去伪，万事皆善，十證并消。此孟子所谓有本者如是，而《大学》所谓物有本末，事有终始也。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则人欲肆，妄念作，激而为崇、观，变而为宣、靖，不惟不能跻庆历、元祐之治，而国家之祸，恐在丁未，不在丙午也，可不惧哉！干犯雷霆，不胜震慄。

臣闻人主深居九重，门远万里，一身之是否犹未自知，四海之利病无缘尽见。是以有道之世，则必进忠直而远邪佞，非以求观美而已。盖邪佞者人臣之所利，非人主之利也；忠直者人主之所利，非人臣之利也。秦二世讳闻盗起，赵高以邪佞得进；唐高宗雅欲易后，长孙无忌以忠直见嫉。夫使人臣者皆知所以爱其身，而不知所以敬其君，则谗谄面谀之言日至，而爱君忧国之论不作。天已谴而不悟，民已愁而不知，祸变于萧墙之间，盗起于锄梃之内，为国家者亦何利哉？古之圣人所以进忠直而恶邪佞，职此由也。三代以来，立诽谤之木，设敢谏之鼓，士可以传其言，工可以执其艺，简册所载，昭如日星，已陈之迹，未暇悉举。窃观祖宗盛时，朝廷政事微有过差，未至害治，而庆历、元祐诸臣，下至虮虱小吏，犹得直言极谏，不遗馀力。其后绍圣、崇、观间，朝廷有大黜陟、大变改，国脉之所甚畏，公论之所不与，而举朝之士无一人言者，乃欲指庆历为卖直，讥元祐为好名。自今观绍圣、崇、观之治，其视庆历、元祐为如何也？果其卖直好名，固不足为人臣之利；设使面从而退言，腹非而口是，人主孤立于上，而人臣窃禄于下，此则古人之所深忧，而流俗之所不恤。善论治者，必有以察乎此矣。今兹访落之初，有小毖求助之意，乾坤清夷，风日辉丽，邪佞之党，固未得干于其间，而恶直丑正之徒，世所必有。比年以来，亦颇有卖直好名之说见于奏对者，虽朝廷不用，而其中心所藏，足以败常乱俗，不可忽也。昔者同文起狱出于邢恕之口，而司马光坐罪；《爱莫助》之图作于邓洵武之手，而蔡京得进，包藏祸机，其速如此。此无事之时，不得不为有事之计也。臣愿陛下倚忠直如蓍龟，去邪佞如蟊贼，言而可行，虽讦必赏；言而不切，虽狂必恕。其有观望颜色，沮挠谠言，至以卖直好名肆为坑阱，必将明示好恶，重加斥逐，则庆历、元祐之治，不期而自致；绍圣、崇、观之弊，不期而自革矣。《易》曰：「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当既济之时，本无捍格，而圣人示戒如此，所以忧治世而危明主，至深切也，惟陛下留神。

臣先尝论奏前宰相蔡京罪恶显著，宜加严责，上答天戒，下慰人心，未蒙睿旨施行。苟依阿不言，非特负陛下之责，天下之人皆有以责之矣。义当竭力，不敢但依。京顷居相位，擅作威福，权倾中外。滥锡予以蠹国用，轻爵禄以市私恩。谓财利为有馀，皆出诞慢；务誇大以兴事，肆为骚扰。援引小人以为朋党，假借姻娅布满要途。以至交通豪民，广兴产业。役天子将作营葺居第，用县官人船般运花石。曾无尊主庇民之心，惟事丰己营私之计。若是之类，其事非一，累有臣僚论列，臣更不敢具陈。若乃名为祝圣寿，而修塔以壮临平之山势；托言灌民田，而决水以符兴化之谶语。致侄俉之告变，而缪为心疾；受孟翊之讹言，而与之官爵。赵真欲辅之以妖术，张大成窃议其奸意，骇动远迩，闻者寒心。此皆足以鼓惑天下。而为害之大者，稽之古人，有一于此，必加严刑，而京兼有之，乃独泰然，忽视朝廷，无复畏惮。人臣强盛，莫甚于兹。去岁东南诸路皆罹旱暵之灾者，乃其应也。圣恩宽贷，为之保全。人心不平，而忿嫉之气充塞海内，星文变异，岂无意耶？盖京之罪戾积稔滋久，上赖圣德昭格，皇天眷祐，为宗社之盛福，幸天下之生灵，于是星文再昭示其意。既尝罢京相，消弭于前；则正京罪，诚有待于今日也。虽天之垂象不当其事，应而常无所不戒，然京之罪未正，乃事之最可戒者也。始者京再罢相，士民称庆，以谓京去朝廷必矣。既宠以宫祠，又许其致仕，赐以苏州南园，尚无去意。然以哲庙实录未毕，犹可为说；今书已成，而去计杳然，是终不可去也。非天有以警悟陛下，则人力何能为哉！臣闻之《书》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又曰：「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盖天之视听因民而已，君之用刑视天而已。臣愿陛下顺民心以奉天，体天道以除暴，正京罪以释天下之疑，以为人臣之戒，则和气集而灾沴消矣。干冒天威，罪当万死。伏望圣慈深察愚衷，特赐听纳，早降睿旨。

某等昨蒙面谕并行下使牒，以奉行上司招军之意，置局佥厅。某等入局同议，欲将本州应干官田拘收租课，于本州十寨内，每寨招土兵三十名，依仿沅州近例，本州支与钱米，将见行刀弩司名籍旋次消豁。如见得委实可行，即不候招得人数，先具措置利害保明供申。某等受牒之后，经今一月，缘本州官司窘匮，案牍灭裂，吏辈卤莽，令甲散乱，追索取会，未有涯际。于是考诸士夫之论，参以前后行遣，于颠倒糅杂之中，得于旁通互见之际，讨论得刀弩司本末，起自政和六年御笔，措置湖北营田，张官置吏，并依陕西弓箭手条例施行。至政和七年，因都钤张察所奏，召募土丁，给受田土，置立将校，弹压夷猺。当时得旨，即与依奏，继又废罢，营田改为刀弩，见任官推赏至有转七官者，都钤司吏人至有补进武校尉者。是时诸州刀弩手每指挥三百人，本州一十一指挥，并畸零数，共管三千四百五人。将校给田二百亩，内水田六十亩，陆田一百四十亩。节级给田一百二十亩，内水田三十五亩，陆田八十五亩。长行一百亩，内水田三十亩，陆田七十亩。考之政和八年所给户帖，则又刀弩司一名别给公田十亩，每十名为一甲，共给田一百亩。本州根括到田总计三十万九千七百馀亩，而枢密院劄子内却称辰州山畬陆田独多，水田独少。若水田不足，则合倍给陆田，陆田不足则又倍给山畬。此则刀弩手之初行也。靖康元年，调发本路九千七百馀人，战马八百二十匹赴阙，前去隆德府使唤，陷没不回。本州总在数内，即未见得九千七百人之中，的有几名是本州调发。建炎间，复降朝旨，委自知通及当职官吏多方招填。绍兴初年，偶因都督行司取会一时便宜，权减三分之一，是时所申止以二千二百人为额。绍兴七年，枢密劄子施行知鼎州张觷所申，以为澧、辰、沅、靖四州营田，昨来措置刀弩手九千九百一十人，已见就绪。止因靖康元年全军陷没，又遭兵火，遂至死亡阙额。若将逐州刀弩手尽行省汰，缘四州并无正兵防守，窃虑引惹外境观望，别致生事。若责令逐州广将田土尽行招填，须要足额，不惟边州人烟稀少，不能敷足，又缘自兵火以来，近里州军并无钱粮支移，前去应副，深恐阙乏。兼沅州等处见将空閒田土召人承佃，纳租补助岁计，粗且自给，事体委有妨阙。本路安抚都总管司相度，欲将前项四州刀弩手元额并行裁减三分之二，内辰州一千人为额，责令知通、提举先将勘好田土标拨措置。所有见减下人额空閒田土，并乞依沅州已申请到绍兴元年五月二十五日指挥，召人承佃，出纳租课，补助岁计，委于边防财计经久可行，别无妨碍。此则刀弩手之再变也。淳熙五年本路安抚提刑司行下取会本州申到元旧刀弩手水田山畬共三十万九千七百四十馀亩，均作一十一指挥，每指挥九十人，合置将校三人，节级一十人，长行七十七人，计九百九十人。馀额一十人，将校三十三人，每人二百亩，共六千六百亩。节级一百一十人，每人一百二十亩，共一万三千二百亩。长行八百四十七人，馀剩一十人，共八百五十七人。每人一百亩，共八万五千七百亩。已上一干人，共合给田地一十万五千五百亩，比见管田地都数，计馀剩二十万四千二百四十馀亩。照得绍兴七年裁减人数，截自淳熙四年七月，辰州一千人，旧有二百三十五人，新招三十三人，共二百六十八人，见阙七百三十二人。两司相度申奏，欲将四郡刀弩手减作二千三百为额，内辰州一十一指挥减作七指挥，每指挥一百人，计七百人，每指挥只置将校二名，节级十人。其见阙人数专委逐州知通，县责知县，根括元旧刀弩手及见佃成熟田地置籍，尽行拘收入官，榜谕合格人投募，依格给付合得步亩。日后遇有死亡，即依条限申官承袭，无应名承袭人，即募应格人填阙。其招填人额足之外，刀弩手田土许召人立租课，助充省计支遣，此则刀弩手之三变也。三变之后，欲沿其法而行之者，南轩张帅也；欲取其法而变之者，严陵马宪也。张帅之时，偶因知常德李侍郎奏，澧、辰、沅、靖州所招刀弩手人数及所给田亩，乞别行覆实事，奉圣旨，令帅宪司契勘诣实，公共相度经久可行利便闻奏。张公之说，以为建置刀弩司之初，已有欺罔苟且之弊。据卢奎所作《鼎澧见闻录》，当时所给之田，未免强夺百姓己业，所募之人往往游惰，不能耕战，出于一时欲速以欺罔公上。故宣和四年靖州杨晟实、六年杨进平相继作过，刀弩手无毫发之功，其后赴援河东，遂全军陷没，无一人得返者，此前事之明验也。今者再行兴复，谓宜详究利害，迟以岁月，使无前日之弊，而官司前后施行，又皆趣办，肆为欺罔。大抵田皆出于豪夺，人皆出于抑配。人户与刀弩手相诉，至今未已。如此则衣食不足，不免死亡，何以使习武艺，捍边境，为国家出死命哉？又辰、沅、靖在承平时，官兵岁计皆仰朝廷支降茶盐度牒及于他州应副，后来既无支降，逐州申乞到刀弩司田，召人承佃，收作岁计支遣。今尽夺之，不惟民户失业，省司税额必至失陷。反覆相度，以为今日必欲使澧、辰、沅、靖四州尽还旧额，则其弊如前所陈，实为不便。若矫其弊而并与其法废之，是因噎废食也。今定议欲乞给田之数须用旧法，其已给之田若系民户税地，及州郡申请占佃，用充岁计者，给还元业主及租佃之人。其有不系民户税地及不系申请占佃，充岁计者，即依旧用充招募，则又得旨行下矣。马宪之时，偶见溆浦县有思微、龙潭、据老三寨，本县不支衣粮，前后循习，每名拨刀弩司田一百五十亩，乃欲取一县之私意，奏而立一路之定法。当时朝省行下，而沅陵李知县议状，确然以为不可。后来得旨，虽许于诸县管下诸寨近便去处，遇有逃移户没官田产，即行募人充应土兵，本州以省计阙乏，未及施行。适值沅州周知郡到任半年，条上裕民事件，因其城下有旧来土兵二百人，欲增置一百人，其粮食系本州自办，其衣赐申乞朝廷支给。士大夫传播，以为辰、沅事同一体，取则而行，可以望效。于是招军之议切切乎使者之心，而文移督责下及于幕职曹掾之末矣。取会到本州兵案帐状，刀弩司见管二百二十七人，沅陵县一百二十七人，辰溪县五十二人，溆浦县四十八人。州东土兵额管五十人，见管四十五人。辰溪县管下铜山寨额管七十五人，见管一十一人。溆浦管下思微、龙潭、据老三寨额各二十五人，共七十五人，见管四十一人。沅陵县管下镇溪、池蓬、明溪、会溪、浦口、酉溪六寨额，各管五十人，黑粟堡二十五人，并皆全阙。间有一二人白直，并不曾请破衣粮，拨给田土，止是避免丁役，自行营趁。本州岁催公田之数，钱一千四百四十一贯八百三文，内沅陵七十四贯七百二十文，溆浦一千三百六十七贯八十三文。米共五百六石五斗八升，内沅陵县一百二十三石三斗，辰溪县一百九十三石二斗八升，溆浦县一百九十石。数内公田米或系见管刀弩司输纳，或是诸色人请佃刀弩司田土输纳，其三县科敷等，则亦各不同。如沅陵县第一指挥山田数多，每名纳米五斗，钱五百文。其刀弩司与招军利害所合详议，某等窃以为刀弩之与土兵，正兵民分合之机也。兵之不寓于农久矣，士君子有志事功，欲还古人旧贯亦久矣。政和以前未有任是责者，一旦蔡京复领三省，童贯领枢密院，假熙宁开边之意，邀五溪易集之功，设御笔以钳制天下之心，侈爵赏以奔走天下之欲，谢勋、范世雄、张察之徒又从而鹰犬之，不旋踵而刀弩之效以著。如此而欲其无弊不可得也。入辰州之境，见山而不见田；问辰州之田，有名而不有其地。政和始立法便得田三十万九千七百馀亩，官招刀弩手便有将校节级长行三千四百馀人。其田之不可丈量，其人之不及等则，与夫猺省之参错，界至之交互，教阅之卤莽，名籍之诞谩，不问固已知之矣。猺人之伺隙，此不能制；河东之陷没，此遂不返。如此而欲其传远，不可得也。以刀弩司而寓之于民，其名甚古。有刀弩司而历考其事，其弊已见。苟欲责目前之效，取刀弩司之法而悉毁之，正恐后日之议招军，犹今日之议刀弩司也。何也？自古经久远大之利害，必属之宽缓沉厚之君子；而随时救弊之良策，常败于观望饕餮之小人。得其人而行之，正不在于数立法也。以今使者刚明，与州县同利害；郡长贰和协，与兵民同休戚。不贪功，不生事，不欺朝廷，不计官职，不失信，不自用，因刀弩之法而葺之，其事为易行；取刀弩之法而废之，其事为难必。此非有深远不可见之迹，特在于加之意焉耳。更戍本秦法，汉用之而壮边；府兵本隋制，唐得之而强国。刀弩手，本朝之法也，建炎、绍兴袭之而不敢废其事，大儒南轩张公议之而不敢毁其籍，其端本在版曹，其习熟在民耳目，未易顿改也。抑尝求其事之所以至此乎？政和往矣，其事不复咎矣。绍兴以来，虽令知通提举其事，然陷没之后，急于成功，给拨田亩未必足数，游手喧嚣，未必可用。其后子弟承袭，或无永业，名属知通，本无主帅。遇州县春秋教阅，呼而集之，工匠夫力，稽留役使，吏卒呵呼，贱若狗彘，如此而望其保护乡闾，弹压蛮獠，稍有知识，知不可得矣。知通有意振作，不过选择属吏，督责外邑，辨争田之讼，正虚实之籍，明坐作之教，禁追胥之役。一任之后，谁复尸是责者？此则刀弩司之弊，因其旧而改张之，所当评也。至于招军则又有当评者。沅、靖二州收复于熙宁之时，政和欲招刀弩手，相去未远，两郡之有閒田无足疑者。本州自承平以来，素属内地，一年所括便得閒田三十万九千七百馀亩，其实其虚，不可得而知也。是时本州财计仰给于转运使者，钱缗七万，帛匹八千一百，绵两一万七千，一郡岁计粗可了办，刀弩司利害邈不相关。绍兴裁减二分，计得剩田二十万四千二百馀亩，当时官司申请，明言兵火之后，近里州军既无钱物可以应副，且将空閒田土承佃纳租，补助岁计，粗且自足。得旨行下，已属省司，则是刀弩司田租，朝廷固已与诸州矣。止缘地在五溪，不经经界，官司简陋，不立制度，无豁除文字可以照證，无老成公吏可以记忆。近地猺人，又得而蚕食之，奸猾顽民又因缘而据有之，此如久虚之人，风邪外感，手足头目无处不痛，不有膏肓俞穴之方，滋养气血之剂，而欲宣泄涤荡，取快胸膈，其于保寿延年，相去远矣。辰与沅相近也，其事力极相远也。沅地土平广，租入繁夥。钱以缗计，岁三万二千有奇。米以斛计，岁二万二千有奇。视辰所入，率皆五倍。其城下土丁旧额二百人，有土丁之名，而非刀弩司土丁之旧。执寨兵之役，而与禁军实同一体，盐菜粮米皆是月给，春冬衣绢皆是岁赐。近者又创百人，悉立于其事力之优厚，量入为出，事势当尔。沅州招军出于刀弩司田租之外，辰州招军出于刀弩司田土之内，利害相去，不可同日而语矣。本州三县管下为城寨不下十处，一城寨而且招三十人，则一郡而招者当三百人。招募之费且未暇问，赏赐盐菜钱且未暇问，一岁为米当用五千四百斛。水旱且未暇问，厥今本州米额一岁不过五六千斛耳。办三百土兵之粮，是复有一辰州之米而后可也。招得一人必欲足一寨之额，招得一寨必欲足一郡之额。苟不思朝廷未改之制，纵臾以行招土兵之策，利提刑司招募之费，喜邻境沅州趣办之名，一切而行之，今犹可也。请于上司，而上司责限，请于朝廷，而朝廷惜费，数年之后，不过如马提刑拨田之请，与章安抚拨钱之请，不惟不行，又从而督责矣。且辰州省计之田能有几耳？其馀请佃之田，非刀弩司则户绝也。刀弩司之田本隶帅宪司，公田之所入则属省司。今闻争刀弩之田，而遂籍为招军之物，是废省司也。户绝之田本隶常平司，用之招军，则属宪司。后有争招军之田，而指以为常平之物，是关两司也。夺刀弩司之田以为军田，是溆浦之近例也，非通法也。籍没官之田以募土兵，是绍熙元年之请，非正法也。至于绍兴七年之所行，与夫近岁之所奏，则刀弩閒田已属省计。招军之利害较然如此，则刀弩司之利害，是岂无所当议者乎？自刀弩提举之不置司，与岁赐不别拨钱，以一路言之，则廉按于帅宪；以一郡言之，则提举于知通。近岁帅宪两司互有己见，互立期限，互有申请，互作施行。为知州而欲招刀弩，则有裁减岁租之虑；为通判而欲招刀弩，则有位高而偪之疑。血脉经络，不相贯串，作室道傍，三年不成。自今观之，亦几乎具文矣夫！知其具文而欲以实责之，非今日之事体所可及矣。大抵有久任之制者，然后可以得民力；有经界之意者，然后可以限民田。此非尝试而臆度之也。辰州旧有四县，今亡其一；猺地旧在会溪之外，今已在北江之内。蛮獠日张，省地日削，士大夫在官远不过二三年，疆埸之利害，何缘尽知？胥吏之奸蠹，何缘尽见？置猺人于无可奈何之地，视省民为不足介意之物，边境之不安，功名之不立，职此繇也。绍兴初行经界，排异议于鼎沸之中；漳泉近行经界，废大功于垂成之日。今欲行之于五溪，则是其说者不一二，而破其说者千百矣。不知今世君子将立四至而论顷亩耶，亦将求顷亩于旷荡渺邈之地耶？将契字簿书以为券耶，亦皆相信以心，相指以手，而无所争论耶？旧说刀弩司田三十万九千七百馀亩，今皆无其地；刀弩手三千四百五人，今不知其籍。其所谓地，特因讼牒而偶至者耳；其所谓籍，特因执据而偶见者耳。甲曰此刀弩司田也，乙执簿而至，有时而为己产；丙曰我刀弩司人也，当官而證，有时而为冒耕。官司不恤是否，不辨真伪，喜闻刀弩司之名，悉从而籍之，县以此而告之于郡，郡以此而告之于使者，使者不知，又从而告之于朝廷，朝廷审覆，未及供报，而首议者已满去矣。亩步之不定而欲考三十万九千之田，四至之不知而欲复数十百年之旧，无经界之意，宜不可以议刀弩也。今久任之说纵未能行之于天下，经界之说纵未能行之于湖北，必将正廉按之使，专提举之官。隶帅司者宪司不问，隶宪司者帅司不行。田在百姓，守臣主之以为省计；田在刀弩司，通判主之以备调发。过七百人之额，不得复招；不满百亩之田，不得入帐。仿经界弓量之法以定界至，严经界赏罚之法以激官吏。一年而正一乡，三年而正一县，十年而正一州，勿谓其缓不及事也，自绍兴以来，乐因循之说而不问者，几十年也。勿谓其毋甚高论也，自绍兴以来喜更变之说而无成者，皆可考也。欲久任，欲经界，必将明奏请于朝，而不出于私意。揭防禁于下，而不示以风旨。上下协力，休戚同心，庶乎其有济矣。若曰取刀弩之租，变而为招军之利，思古之君子，得无一牛易五羊之喻乎？若曰取一寨而行之渐，而后图其馀，虑远之君子得无桃虫拚飞惟鸟之喻乎？某等误蒙选择，商搉利害，窃唯高明用人，不徒使之从命而已。苟有所见，不敢缄默，以自取腹诽反唇之咎，僭越犯分，震汗如雨。

古今论治者，不过曰宽与严而已。然宽非纵弛之谓也，而世之尚宽者则流于纵弛；严非惨刻之谓也，而世之尚严者则流于惨刻。反是则曰宽当施之所当宽之地，严当施之所当严之人。遂以为自古之所以得天下者，曰民心也，军心也，士大夫之心也，是宽之所当施也。自古之所以为天下患者，曰外戚也，宦官也，藩镇也，权臣也，是严之所当用也。东周之宽能施于强暴之诸侯，而不能及于匪风下泉之民。秦人之严能施于闾左之戍卒，而不能正鹿马奸谄之辈。宣帝之严能施于赵、盖、韩、杨，而不能施于许、史之徒。元帝之宽能用于弘恭、石显，而不能用于堪、猛、望之之类。是皆宽于其非所当宽，而严于其非所当严也。其说似矣，而不知外戚宦官强臣藩镇固当律之以严，而军民士大夫之心亦岂徒宽者所能系属哉？盖宽者，仁意浃洽之谓；严者，纪纲整肃之谓。仁意之与纪纲，二者并行而不相离，则不待立宽严之的，而治体固已定矣。圣人之治天下，固以仁意为本，而其施之于政，则必有纪纲法制，截然而不可犯。然后吾之所谓仁意者，得以随事及人，而无颓敝不举之处。人之蒙惠于我者，亦得以广博周遍，而无间隔欺蔽之患，此孟子言一天下之道，在于不嗜杀人，而至于言仁政，则又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其意正谓此也。我朝治体之所以远过汉唐者，盖其仁意常浑然于纪纲整肃之中，而纪纲常粲然于仁意流行之地。其待外戚也，未尝少恩，然在内不得预政，在外不得为真刺史，则无吕、霍、上官之祸。其于宦官也，未尝滥杀，然内侍官不过留后，虽有功不除宣徽，则无易牙专恣之祸。易置节度于杯酒宴笑之间，而籍诸道之一兵一财，无不归于京师，则无山东、河北之忧。置参贰以分中书之权，而又置台谏以察政府之奸，则无操、懿、莽、温之变。是其纪纲固严于其所当严之地矣。然至于系属军民士大夫之心者，亦未尝无纪纲以行其仁意也。一赋不妄加，一役不妄兴，一刑不滥及，一遇水旱，或发仓廪，或出内库而不吝，固所以结民心也。然窃盗者有禁，告讦者有禁，豪猾者有禁，其治民之纪纲为何如？骁勇者升其籍，有功者峻其爵，老弱者亦处以剩员，每遇一郊，降一赦，则与之金帛而不吝，固所以结军心也。然一汰而数万人，一戮而百馀卒。士卒之犯将校者有禁，将帅之尅士卒者有禁，其御军之纪纲为何如？取士至于及累举，举官至于及内亲，任子至于异姓，拜近臣必择良日，退大臣则曰均劳逸，固所以结士大夫之心也。然礼部有覆试，斋郎有定员，百官非有劳不迁，赃吏虽有赦不原，其所以严士大夫之纪纲又何如？我祖宗岂不知军民士大夫之心，乃吾国家之命脉，不可一日失者，而顾律之以纪纲之严，何哉？盖使盗贼杀伤之法不严，则是仁于凶悍之徒，而民之冤抑不得伸者，不被其仁。告讦豪横之法不严，则是仁于奸宄之徒，而民之资弱失职者，不被其仁。茶盐榷酤之法不严，则是仁于趋利之徒，而民之终岁勤动者，不被其仁。是虽日下减租之诏，月颁恤刑之令，无益也。使阶级赏罚之法不严，则是仁于骄惰之卒，而将校之用命有功者，不被其仁。拣汰蒐阅之法不严，则是仁于羸弱之徒，而兵之勇敢精锐者，不被其仁。尅剥私役之法不严，则是仁于奸贪之将，而士卒之困悴无聊者，不被其仁。是虽日有赐、月有给、岁有赏，无益也。使学校贡举之法不严，则是仁于侥冒之徒，而士之有行有艺者，不被其仁。铨选荐举之法不严，则是仁于膏粱之子弟，而寒士之进身无路者，不被其仁。赃墨之法不严，则是仁于贪污之吏，而人之苦于繁刑重赋者，不被其仁。是虽高爵以诱之，厚禄以饵之，无益也。无仁意则纪纲固无所本而立，无纪纲则仁意无所辅而行。今世之天下，所以被其仁者少，而不被其仁者多，仁之所及者小，而仁之所不及者大，正以无纪纲以达其仁意，而往往归咎于仁之不足以为政，祖宗立国之意有弊，此正安石之徒所以得容其喙也。世之论者曰：我朝自建隆至于淳化、至道之间，则治体类于严。自景德至于嘉祐、治平之际，则治体类于宽。故熙宁专欲法太祖之严，而深惩仁祖之宽。岂知太祖之所谓严者，纪纲整肃，而仁意未尝不流行于其间。仁祖之所谓宽者，仁意浃洽，而纪纲亦未尝有所更变。特以国家承平百年之久，则人情玩弛，吏习因循，其间纪纲固有废而不举之处。譬之室焉，岁月既深，旁风上雨，则不能无一木之朽，一墙之倾，一瓦之毁。为工师者不过杜其隙，补其漏，加葺治之功而已。奈何熙宁大臣不以振起为心，而以更变为心，以少许之阙漏，而乃并与四围堂宇而撤之。不惟坏祖宗之纪纲，而忠厚立国之意并失之矣。章子厚则因荆公之所未为者而为之，蔡京则因子厚之所未甚者而甚之，民其敌也，士其雠也，宽恩滥及于貂珰，而峻法反加于善类。高俅、童贯之徒，妄加节钺，而元祐、元符之党，不使容身于天地之间。是其宽失之纵弛，严失之惨刻，而又颠倒错谬，施之于非所当施之地矣。尝因是而考我朝立国之本末，盖自李文靖抑四方言利害之奏，所以积而为庆历、嘉祐之缓势。自范文正天章阁一疏不尽行，所以激而为熙宁之急政。吾观范文正之于庆历，亦犹王安石之于熙宁也。十事之奏，实庆历三年九月也，始于明黜陟，终于重命令，当时之言稍稍见用，明黜陟之法，则以十月壬戌行，择官长之法，以癸未行，均公田之法，以十二月壬戌行，贡举之法，以明年三月行，减繇役之法，以明年五月行，其馀厚农桑、覃恩信、重命令，皆悉用其说，或著为令。行之未及一年，而陈执中之徒已不悦矣。呜呼，使庆历之法尽行，则熙、丰、元祐之法不变；使仲淹之言得用，则安石之口可塞。今仲淹之志不尽行于庆历，安石之学乃尽用于熙、丰。神宗锐然有志，不遇范仲淹，而遇王安石，世道升降之会，治体得失之几，于是乎决矣。

国之修短当观其治体，治乱当观其制度，强弱当观其国势。殷周治安皆千岁，而汉唐享国不及三四百年者，治体之有纯驳也。汉四百年治多而乱少，唐三百年乱多而治少者，制度之有疏密也。汉唐多内难而无外患，本朝无内患而有外忧者，国势之有强弱也。盖我朝有唐虞三代之治体制度，而无汉唐之国势。自昔惟患人主之不讲学也，而我朝列圣则无一日而不学。自昔惟患人主之不好言也，而我朝臣子则无一人之不可谏。自汉五日一朝长乐宫，祖宗以来母后皆朝夕见，则有事亲之法。汉朝女主临朝，姻党专擅，我朝高、曹、向、孟之贤，皆为社稷计，则有齐家之法。母后之族不预政，则有待外戚之法。宫殿无华侈之饰，则有尚俭之法。宫中宴居冠服必以礼，则有尚礼之法。臣下有黜无诛，则有宽仁之法。此治体之所以多纯而少驳，制度之所以似疏而实密，盖其根本之地有可言者。而国势之所以不若汉唐者，则有由矣。盖我朝北不得幽冀，则河北不可都。西不得灵夏，则关中不可都。不得已而都汴梁之地，恃兵以为强，通漕以为利，此国势之弱一也。诸镇皆束手请命，归老宿卫，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郡县太轻而委琐不足恃，兵财尽关于上而迟重不易举，此国势之弱二也。以科举程度而取士，以铨选资格而任官。将帅知畏法而已，不敢法外以立功。士大夫知守法而已，不敢法外以荐士。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此古今儒者之所同病，而以文墨为法，以议论为政，又本朝规模所独病，此国势之弱三也。故其始也虽足以戢天下之异志，终也不足以弭外国嫚侮之骄心。譬之长江大河，无鼋鼍蛟龙奋翅鼓鬣以激其冲突溃荡之势，帖然安静之久，人亦得狎而玩之。五尺之童且操舟其上矣，然太祖规模宏远，谋虑周防，虽都四平无险之地，而欲都西京，欲都长安，置内库以赎山后之地，积缣帛以靖边塞之烽，其志未尝忘也。虽收诸道藩镇之权，而久任边将，付以重柄。以郭进守西山二十年，而西戎不敢犯；以董遵诲守北边十馀年，而北狄不敢侮，又未尝不重藩镇也。于文法之中未尝抑天下之富商大贾，于格律之外有以容天下之豪杰，是盖有以助我立国之势，转移阖辟之机，又非常法之所能拟议者。自太祖以来，外权愈困，内法愈密，以阵法图授诸将，而边庭亦如内地。支郡各自达于京师，而列郡无复重镇。加以河东之后，王师已罢，故虽以曹彬名将，而亦不能收一战之功。自是而后，偃兵息民，天下稍知有太平之乐，喜无事而畏生事，求无过而不求有功。而又文之以儒术，辅之以正论，人心日柔，人气日惰，人才日弱，举为懦弛之行，以相与奉繁密之法。故虽以景德亲政之后，天下以为美谈，而不能不纳赂以为盟。虽以仁宗庆历之治，至今景仰以为甚盛，而不能不屈己以讲好。然景德之约盟，非寇准之志也。契丹之增币，非富弼之志也。元昊之增岁赐，亦非韩、范之本心也。观寇准数年后戎复生心之言，至庆历而始验。观弼请备河北，琦请都洛阳，仲淹请修京城之计，至靖康而皆验。诸公方慨然为社稷远虑，更理弊政，而不一二年间，其身已不能安于朝廷之上矣。呜呼，使雍熙无轻动之举，则中国有可畏之形，而景德之师必不敢寇于河北。使寇准得尽谋于景德，则外国必有称藩之礼，尚敢议关南之地乎！使韩、富、范之计得尽行于庆历，则中国必无增币之耻，而宣和间必不召女真以雪愤矣。至此而后，知太祖之为虑，其深且远哉！虽然，庆历以前此一时也，熙宁以后又一时也。庆历以前在外之国势似弱，而在内之国势实强。熙宁以后在外之国势似强，而在内之国势已弱。盖安石不能改弱势而为强势，乃欲因弱势而为强势。观其上书于嘉祐之末，谓本朝不任人而任法是矣。然安石之法其果与贤人君子共事乎？谓今之教士，大抵诵说课试是矣。其新经、《字说》其果能出于文墨之外乎？其入对于熙宁之初，谓本朝徇有司之细故，而安石所为愈烦碎而不足言矣。谓君子小人正论邪说之杂用，而安石所为则纯用小人邪说矣。谓理财大抵无法，而安石所理之财愈竭下以事上矣。故凡青苗、凡保甲、凡兵财之政，使本末俱弱而已。方且外张国势，启衅于交趾，兴兵于熙河，拓境于海山，竭中国有用之物以事空虚无用之地。夫安石初意不过欲变法耳，未敢言兴利也。迨青苗既行，始兴利矣。然种谔绥州之议，安石犹未主之也。韩绛庆州之役，安石犹以为未习边事也。迨熙宁四年以后，始主王韶、章子厚、沈起之说矣。安石变法之罪小，而兴利之罪大。兴利之情犹可恕，而开边之罪为可诛矣。何者？元丰小人不过图禄位耳，及其患失，则兵困于灵武。绍圣小人不过反元祐耳，及其得志，则兵兴于隍鄯。蔡京始谋亦不过钳制上下耳，及其求悦，则荐童贯以帅西师。王黼始谋又不过倾蔡京尔，及其势利相轧，则必复燕蓟以邀功名。是皆安石有以启之也。吁，靖边塞之烽，图山后之郡，此艺祖皇帝之宏规也，而熙宁用之则疏。取熙河横山，剪西人手足，此韩、范之本谋也，而元丰、绍圣、宣和用之则舛。盖祖宗之国势外形虽羸弱，而元气强壮于内，则外邪有所不能动。熙宁以后之国势，枝叶虽茂盛，而本根槁瘁矣。谋国者当以是参之。或曰：子之三篇皆不满于熙宁，毋乃已甚之论乎？曰：古今治乱之机皆决于君子小人之进退。熙宁以前非尽无小人也，然祖宗所培植之君子为甚多，故维持治体，遵守制度，振起国势。自建隆一阳之复，积而至于庆历，则为三阳之泰矣。熙宁以后非尽无君子也，然安石所教之小人方来而未艾，故治体以坏，制度以变，国势以衰。自熙宁一阴之遇，极而至于宣和，则为三阴之否矣。此愚因论本朝之事，尤于君子小人进退之际而有感焉。

言传国玺者多矣，讫无定说。原其所由，则人主身自服之，非臣下之所常见，道听涂说，未免差误，传记杂录，易以湮没（原注：《旧唐·经籍志》有纪僧真《玉玺谱》一卷，姚察《传国玺》十卷，徐令言《玉玺正录》一卷，而僧真、姚察之书久不传矣，《馆阁书目》中亦无徐令言《正录》，而其说或亦谓之《玉玺谱》，间见诸书。唐章怀太子注《后汉·光武纪》，已用其说。今仅有蜀本《朝士谈》一书，乃前都官员外郎李石所撰，其叙玉玺事颇详，最无依据。）。士大夫所传已无依据，又以徐令言、李石之说参于其间，尤更牴牾（原注：令言信《北齐书》之说，谓永和所得之玺，即秦玺也，与《晋纪》不同。又谓侯景既败，侯子鉴盗其玺，走江东，惧追兵至，投诸佛寺，为栖霞寺僧永所得。陈永定三年，僧永死，弟子普智奉献。陈亡，玺传于隋。不独晋非此玺，而陈隋亦无此玺矣。李石信《晋阳秋》之说，谓晋孝武太元十九年，雍州刺史郤恢得玺于慕容永，乃送建业。不独晋不得此玺，而永之崛起，亦无得玺之理。语在《永和玺》注。）。正史所载亦多不同，若不因本朝绍圣间此玺再出，士大夫以纸出之，当职官手自摹之，则其著见于天下者寡矣（原注：郑望之《秦玺跋》云：绍圣四年初献秦玺，诏百官杂识视。时先君为尚书郎，乃请以纸出之，遂得其真。《金石录》云，咸阳所获传国玺，初至京师，执政以示将作监李诫，诫手自摹印之，遂传于世。）。然其玺尚有玉色未辨，不得而尽考也（原注：汉宣帝立玉宝璧祠于未央宫中，刘原父以为受命宝和氏璧，当是据崔浩而言。崔浩《汉书音义》曰：传国玺是和氏璧作之。舒元舆云：秦丞相八字刻在荆玉，而飞上天矣，则其玺当为白玉。徐令言云：其玉出蓝田山。蔡京等云：其色绿如蓝，则其玺当为绿玉。《石虎别传》曰：武乡长城县韩强，在长城西山岩石间得玄玉一方四寸，与玺同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虎以为瑞。则又有玄玉者矣。）。今且序秦汉魏晋所得之宝，与白色、绿色、玄色并出之异，然后辨史氏之差误，众说之不根，使后之君子有考焉。秦以前民皆以金玉银铜犀象为方寸玺，各服所好。秦独天子称玺（原注：出《汉旧仪》），始皇作传国玺，使丞相李斯书之，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原注：《吴志·孙破虏传》注引旧《吴书》之文如此。应劭《汉官仪》曰：天子有传国玺，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且康。」《吴志》注云：「且康」、「永昌」二字，未知何者为得。《朝士谈》云：秦玺面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玺上隐起为盘龙文，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是皆未见真玺者也。考正史及众说，未尝有「且康」二字，其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者，已两至本朝。其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者，自晋传隋，亦不闻有背文、面文之说也。且既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则其背文不应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意同而词不律，非古人之意也。）」。汉高帝入关至灞上，秦王子婴系颈以组，降轵道旁，封上始皇帝玺（原注：出《高帝纪》。）。后诛项籍，即天子位，服御其玺，世世传授，号曰汉传国玺（原注：出《元后传》。《汉官仪》以为子婴上始皇玺，高帝因服御之，恐未必如是之遽也。）。周勃诛诸吕，废少帝，尝手贯皇帝玺（原注：出《史记·世家》应劭注。）。后文帝时有言勃欲反，下廷尉，薄太后谓文帝曰：「绛侯绾皇帝玺，将兵于北军，不以此时反，今居一小县，顾欲反耶」？文帝乃出之（原注：出勃本传。）。昭帝时，殿中有怪，一夜群臣皆惊。霍光召尚符玺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夺之，郎按剑曰：「臣头可断，玺不可得也」。光甚谊之。明日，诏增此郎秩二等。后光废昌邑王，即持其手，解脱其玺组，奉上太后，乃立皇帝（原注：并光本传。）。哀帝崩，无子，太皇太后即日驾之未央宫，收取玺绶（原注：出《王莽传》。《太平御览》载，哀帝将崩，以玺绶付董贤，曰：「无妄以与人。」中常侍王闳者，莽叔父也，白元后，请夺之。即带剑至宣德闼，谓贤曰：「宫车晏驾，国嗣不立。君受恩深重，当俯伏号泣，何事久持玺绶，以待祸至耶？」贤不敢拒，跪授玺绶。按《汉书·董贤》、《王莽传》，哀帝置酒麒麟殿，上在酒所，从容谓贤，笑曰：「吾欲法尧禅舜，何如？」闳进曰；「天下乃高皇帝之天下，非陛下之有也。天子无戏言。」上默然不悦。哀帝既崩，莽白：「董贤年少，不合众心。」收贤印绶。则知元后之未央者，收皇帝玺绶；而王莽所白者，董贤印绶也。《御览》本援引《汉书》，而班固、荀悦之书皆不载，不知何书耶？）。平帝既崩，孺子婴未即尊位，玺藏长乐宫。王莽篡汉，使安阳侯王舜请玺于元后，后怒曰：「而属父子宗族，蒙汉家力，富贵累世。既无以报，受人孤寄，乘便利时夺取其国，不复顾名思义。人如此者，狗猪不食其馀。且若自以金匮符命为新皇帝，亦当自更作玺，何用此亡国不祥玺为」！太后涕泣而言，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谓太后：「臣等已无可言者，莽必欲得传国玺，太后宁能终不与耶」？太后闻舜语切，恐莽欲胁之，乃出汉传国玺，投之于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族灭也（原注：出《元后传》。《玉玺谱》曰，元后投之于地，玺上螭一角缺。而正史不载，至《吴书》乃始见之也。）」。及汉兵诛莽，莽带玺绶避火渐台，商人杜吴杀莽取绶，不知取玺及莽头。公宾就见绶，问绶主所在，乃斩莽首并玺与王宪。宪得玺，无所送。妻莽后宫，乘其车服。越四日，而李松、邓晔入长安，斩宪，送更始大司马谢禄，而玺归更始矣。赤眉杀更始于高陵，立刘盆子为帝。建武三年，光武征赤眉于宜阳，赤眉君臣面缚奉高皇帝玺绶，乃诏先帝玺绶，归之王府，斯乃祖宗之灵，士人之力。其择吉日，祠高庙，赐天下长子为父后者爵，乃受传国玺（原注：出《光武纪》。）。灵帝既葬，少帝在位，献帝未立，宦者张让、段圭作乱，劫二帝幸北宫，又走小平津。掌玺者奔散，并失其玺。让、圭等既诛，二帝既还，得六玺于阁上，而传国玺独未得也。董卓废少帝，献帝自陈留王即尊位。初平改元，山东州郡起兵讨卓，卓迫帝都长安。二年遂发掘洛阳诸陵，破虏将军孙坚，以袁术之命入洛阳，扫除汉宗庙，平塞诸陵。坚军城南，甄官井上，旦有五色气，举军惊怪。坚令人入井，探得传国玺，方圆四寸，纽盘五龙，上一角缺（原注：此《吴志·孙破虏传》注引《吴书》之言也。此玺元后投之于地，旧不言一角缺，而言一角缺者昉乎此。）。明年，坚死，袁术将僭号，拘坚夫人而夺之（原注：出《山阳公载记》。）。术僭号二年而死，荆州刺史徐璆得玺，还许上之汉（原注：出《朝士谈》，与《山阳公载记》相表里。但《载记》节文见于《吴志》注与杂书，未见全文，恐亦出《载记》也。而《玉玺谱》乃云，袁绍有僭盗意，拘坚妻，逼求之。绍得玺，举兵以向魏武，魏武恶之。绍败，得玺还汉。恐不然也。按坚为破虏将军，乃袁术之意。坚死后，术复表其兄子贲为豫州刺史，策载母徙曲阿，继从袁术，其不为袁绍所拘，事理明甚。）。魏文帝将受汉禅，遣使求玺绶于献穆曹后（原注：后，魏武女也。）。后怒，以玺绶抵轩下，因涕泣横流曰：「天不祚玺（原注：出《穆后传》。《续汉书》云：「天不祚此玺。」其义亦通。按《魏志·贾逵传》；魏太祖崩，隐陵侯彰行越骑将军，从军从长安来，问逵先王玺绶所在。逵正色曰：「太子在邺，国有储副，先王玺绶，非君所宜问也。」是时魏未受禅，所问者魏王玺绶耳，非传国玺绶也。）」。司马师将废齐王芳，使郭芝入白太后，取玺绶置坐侧。及迎高贵乡公，又请玺绶，后曰：「我见高贵乡公，小时识之，我欲自以玺绶手付之（原注：出《魏略》。）」。自魏传晋，使太保郑冲奉玺禅位。其后平吴，不过得金玺而已（原注：出《晋书》。《御览》引《拾遗录》曰：晋太康平吴，孙皓送六金玺，云无玉工，故以金为印玺。）。惠帝时，赵王伦篡位，使义阳王威与黄门郎骆休逼惠帝，夺玺绶。伦败，帝反正，曰：「阿皮捩吾指，夺吾玺绶，不可不杀」。阿皮，威小字也，于是诛威（原注：出威本传。）。怀帝永嘉五年，岁在辛未，王弥入洛阳，执帝诣刘曜，而传国玺不可考矣（原注：《晋书》载永嘉末，洛京不守，玺为刘聪所得。及石勒灭刘氏，玺入伪赵。冉闵诛石氏，玺又入闵。及是四十二年，而玺复归于晋。然其文乃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与「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之文不同。《北齐·辛术传》云：辛术镇广陵，获传国玺，送邺，文宣以玺告于太庙。此玺即秦所制，方四寸，上纽交盘龙，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且言二汉相传，至魏晋没于刘聪，至穆帝永和中得之，历宋齐梁而没于侯景。景败，得于郭元建，而术以进焉。按永和所得玺，其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至隋犹在，载于《礼仪志》者甚详。而所谓「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者，寂无闻见，则知《晋史》所载者为是，而《北史》所载者为非也。唐贞观撰《晋史》，其志书最为详备，不应有此玺而不录。《玉玺谱》云：玺属石勒，勒刻一边云：「天命石氏」。此题今不复存。《朝士谈》云：石季龙磨其隐起之文，刻其旁为文曰「天命石氏。」其说既不相同，又云此题今不复存，不知所见者为何玺，不敢以为秦玺也。惟永和所得，乃有「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八字，粗有传授，亦谓之传国玺，今别条以永和玺名之。马端临《通考》：梁末侯景之败也，以传国玺自随，使其侍中兼平原太守赵思贤佩之，曰：「若我死，宜沈于江。勿令吴儿复得之。」思贤自京口济江遇盗，从者弃之草间，至广陵以告郭元建，元建取之以与辛术，术送之至邺。按郭元建，侯景之党，景败，以广陵降王僧辩，既而复降于北齐，齐遣行台辛术据广陵。传国玺自五胡之乱没于刘石。石氏败，玺复南归于晋。历宋齐梁，至侯景之败，而玺遂北归于高齐云。）。后赵石虎得玄玉玺于武乡之长城，方四寸，厚二寸，文同秦玺，然其色玄也，不知为何代之玺（原注：出《石虎别传》。按石虎即伪位，在晋文咸康乙未，距永嘉辛未凡二十五年。而得玺之年，不可考也。武乡乃上党属邑，本朝初属潞州，后析为威胜军。）。秦苻坚为姚苌所执，当晋孝武太元十年，岁在乙酉，距洛阳之陷七十有四年矣。苌求传国玺于坚，坚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岂以传国玺授汝羌也？玺已送晋，不可得矣」。史不书其玺文，又无送晋之事，不知此为何玺（原注：出《载记》坚传。）。又六十一年，岁在丙戌。当后魏世祖太平真君七年，即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也，魏毁邺城五层佛图，于泥像中得玉玺二，其文皆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一刻其旁曰「魏所受汉传国玺」。史不言其玉色、工制与其方广、厚薄，既曰魏受汉玺，或者真传国玺也。不知魏晋之间，未有言其旁刻字本末者，何耶？既有二玺，则传国玺已有其副。自太平真君以后，历东西魏周齐隋唐，而此玺未尝见于史。后魏承平甚久，不知何从失之。本朝绍圣四年，岁在丁丑，距太平真君七年又六百五十一年矣，咸阳县民段义斸地得古玉二，五年正月永兴军以闻，诏尚书礼部、御史台、学士院、秘书省、太常寺官讲求定验以闻。翰林学士承旨蔡京等奏：按所献玉玺，其色绿如蓝，温润而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背螭纽五盘，纽间有小窍，用以贯组。又得玉螭首，其玉白如膏，亦温润。其背亦螭纽五盘，纽间亦有贯组小窍。其面无文，与玺相合。大小方圆无毫发差殊。今考玺文，为秦玺可知。其玉乃蓝田之色，其篆乃李斯小篆，其文则刻而非隐起，其字则饰以龙凤鸟鱼，乃虫鱼鸟迹之法，其制作尚象古而不华，于今所传古书莫可比拟，而工作篆书之文巧者亦莫能仿佛，非以后所能作明矣。臣等被奉诏旨，得与讨论，黜诸家伪说，而断以正史，所有玉玺，委是汉以前传国之宝（原注：蔡京等黜诸家伪说，而断以正史，其说是矣。但其奏有云，曰「皇帝寿昌」者，晋玺也。曰「受命于天」者，后魏玺也。则「既寿永昌」者，秦玺可知。迁就欺罔，无所不至。按「受天之命，皇帝寿昌」，晋得此玺，如今得秦玺也，岂可谓之晋玺？至于「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斯乃秦玺而后魏得之耳。今乃析而二之，以「受命于天」为后魏之玺，以「既寿永昌」为秦玺，其为面谩也甚矣。邵武《后录》：绍圣元年，咸阳县民段吉夏日雨后村中立门足陷，得玉玺一，方四寸，篆文如凤鸟之状，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按《玺记》云：秦始得卞氏玉，刻以为玺，元后取玺投之地，故一角缺。验之皆合，唯记云色黄，此青苍色耳。又云背亦刻「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则无之。有司奏上，廷议以为瑞，改元元符，命段吉以官。至靖康，金人取去。）。诏令礼部太常寺考案故事以闻。四月丙戌礼部太常寺言：按《国朝会要》，元日、五月朔、冬至，并行大朝会仪，乞以礼祇受，群臣称贺。从之。命宰臣章惇书写玉检，诏词臣撰乐章，付太常寺，应奉朝会之用。丁酉，诏传国宝检以「天授传国受命之宝」为文。五月戊申朔，行朝会礼。己酉，大赦天下。癸丑甲寅，恭谢景灵宫。戊午，宴于紫宸殿。丙寅，诏以绍圣五年六月朔为元符元年（原注：出《泰陵宝录》。）。徽宗即位，以白玉作受命宝，为八宝之一，其方四寸有奇，以「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为文。大观元年十一月，诏八宝初成，可于正月二十三日后用之。尚书省言：受命宝非常用之器，唯封禅则用之。则大观以后，本朝有绿白二玺矣（原注：出《会要》。谨按《御制八宝记》云：受命宝，其玉蓝田，其制秦也。不可以传示将来，贻训后世。方参稽宪度，自我作古，有以宝玉献者，色如截肪，气如吐虹，温润而泽，其声清越。有以古篆进者，龙蟠凤翥，鱼跃鸟飞，奇耦相生，纵横得所。有以善工进者，雕琢众形，如切如磋。分毫析缕，不见其迹。四者毕备，于是揭而玺之，乃以「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之文作受命宝，其方四寸有奇。蔡绦云：得秦玺而无检，螭又不缺，疑其一角缺者乃检也。自有玺后，考验甚详，上犹独取其文而黜其玺不用。旧说螭一角缺，未有言其检者，此又绦之凿也。但古今所见少有同者，不得不致疑耳。）。自元符戊寅至靖康丁未，盖三十年。自建炎戊申至嘉定辛巳，又九十四年矣。永和玺者，不知其何时作也，其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与秦玺不同（原注：《北齐·辛术传》以其文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者，误也，已于秦玺辨之。）。后世以为传国玺易与秦玺相乱，今故以永和名之，谓其以永和至晋，而名始着也。其制度精密，非当时僭伪所能办（原注：《晋阳秋》云：鸟篆隐起，巧丽惊绝，与传国玺不同。《隋志》云：螭兽纽上交五盘螭，鸟篆隐起。）。自洛京失守，南北纷争，假托天命者，皆欲得此玺。变诈百出，无所不至（原注：《晋·载记》，冉闵弑石祗，僭大号，遣其使人常祎聘慕容隽，隽使记室封裕告之曰：「石祗去岁使张举请援，云玺在襄国，其言信否？」祎曰：「平寇之日，在邺者略无所遗，玺何从而向襄国？」《载记》又曰：冉闵既败，慕容隽欲神其事，诈言历运在己，闵妻得玺以献，号曰奉玺君。以永和八年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元曰元玺。又《玉玺谱》云：元帝渡江后，数世无玉玺。北人皆曰司马家儿是白版天子。或谓元帝大兴三年，慕容廆尝送玉玺三纽，不知彼乃宇文氏所得之玺，非中国之玺也。）。晋永和虽得之，而所以得之者非正道也（原注：《载记》又言：冉闵被执，其子智尚幼，蒋干遣詹事刘猗奉表归顺。濮阳太守戴施应之，次于棘津，猗至施止，不听进，责其传国玺。猗归以告干，犹豫不决。施因遣参军何融率壮士百人入邺，登三台助戍，谲之曰：「今且出玺付我，凶寇在外，道路梗涩，亦未敢送。当遣单使驰告天子。天子闻玺已在吾道，当遣重兵相援。」干信之，乃出玺付融，融使赍玺驰还。或谓何融以赏得之，或谓戴施取之以计，乃使何融驰还。或谓冉智以玺付之，非蒋干也。大要是何融、戴施共谋取之，冉智年幼，听命于蒋干，不足深辨。《晋阳秋》云：雍州玺者，晋孝武太元十九年雍州刺史郤恢表慕容永称藩奉玺，方六寸，厚一寸七分，蟠螭为鼻，合高四寸六分，四面龟文，下有八字，其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云是慕容所制，未详厥始，此则误也。八字载于永和八年《晋纪》，不可泯没。慕容永崛起小丑，草创简陋，寻为慕容垂所杀，安得更自制玺？先是慕容隽乃慕容廆之子，父子雄据一方，犹以不得玺为耻，诈封奉玺君，而况于永乎？其言未详厥始，则不根甚矣。）。姑因史氏诸家之说，推本而铺叙之。永嘉五年，王弥陷洛阳，得六玺送刘曜，曜送刘聪，而此玺在其中（原注：洛阳陷时，与秦玺当皆送刘聪，而秦玺不复传授，疑乱兵失之。）。聪死，子粲嗣位，其大司空靳准作乱，自称大将军，执粲杀之。及准为乔泰等所杀，推靳明为盟主，遣卜泰奉玺于曜。曜大悦，谓泰曰：「使朕获此神玺而成帝王者子也」。石勒闻之怒，增兵攻明。及曜败于石勒，其子熙奔上邽。石虎克上邽，遣主簿赵封送玺于勒。向所谓六玺者，止有其一，此外特太子金玺耳（原注：已上并杂出《晋书·载记》。按天子有六玺，曰天子之玺、天子行玺、天子信玺、皇帝之玺、皇帝行玺、皇帝信玺，所用不同。应劭《汉官仪》及诸史皆详言之，与传国玺并行于世。自永嘉以后，每言传国六玺，则是六玺不皆在，与传国玺合为六耳。《前凉录》载，张寔元年兰池赵婴上言，于青涧中得一玉玺，钳纽，光照水外，文曰「皇帝玺」。《后周书》曰：宇文氏因狩得玉玺三，纽有文曰「皇帝玺」，必永嘉以后之所失者也。至唐贞元二年，神策将温嘉顺犹得白玉印文曰「天子之宝」，亦可见矣。赵封送玺于勒，止有一玺，于此可见。）。石勒既死，石虎篡立。虎死，其子世嗣位。石遵、石监、冉闵相继篡立，闵为慕容恪所执，其子智守邺尚幼，因其臣蒋干以玺献于晋（原注：《燕书》曰：元玺六年，蒋干遣太子詹事刘猗赍传国玺诣晋求救，猗负玺行数里，天黄雾四塞，不得进，易取行玺始得去。此事虚诞，全不可信。），永和八年，玺至建业，百寮毕贺（原注：出晋《穆帝纪》。）。自晋传宋，宋元凶劭作乱而败，不见传国玺。问劭，乃云：「在严道育处」。就取得之。孝武即位，拜蔡兴宗为侍中，每言得失，无所顾惮。帝新拜陵，尝使负玺陪乘。宋末，谢朏为侍中，领秘书监。齐高帝将受禅，朏当日在直，百寮陪位，侍中当解玺。朏佯不知曰：「何公事」？传诏云：「解玺授齐王」。朏曰：「齐自应有侍中」。乃引枕卧，传诏惧，乃使称疾，朏曰：「我无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东掖门，乃登车，仍还宅。是日遂以王俭为侍中解玺，既而武帝请诛朏。高帝曰：「杀之则成其名，正应容之度外（原注：并出《宋书》。）」。自齐传梁，至简文帝，为侯景所篡。景败，其玺不知所向。北齐东南道行台辛术于广陵得其八玺，献于文宣，文宣以告太庙，而此玺居其一也（原注：《辛术传》云：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推原所自，以为永和中载僧施所得者，使督护何融送建业，历宋、齐、梁至侯景败，侍中赵思齐以玺授景，南兖州刺史郭元建以送于术，而术以进焉。其玺文与《晋纪》不同，疑术传误也。若以为晋永和自是一玺，而辛术自是一玺，特术传引用之误，亦是一说。但永和玺后来却有传授，而辛术玺所谓「受命于天，即寿永昌」者，齐陈之际，略无所传，知其误也。又文宣纪载所献八玺，而术传只载传国玺，又不知其七者果何玺也。先是齐受东魏禅，固尝遣太尉彭城王元韶等奉皇帝玺绶，而魏宗室元晖业骂之，曰：「尔不及一老妪，背负玺与人，何不打碎之？」事见《魏景穆十二王传》。则知当时之玺不一而足，八玺之中，亦必有所谓六玺者，特宋齐所传，非西晋之旧也。）。北齐河清中着令定制，自六玺之外，止有传国一玺，白玉为之，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者，乃是物也（原注：《隋志》载北齐玺，自传国玺、六玺之外，止有木印，则辛术、元韶所进之玺，已不能全矣。）。北齐、西魏皆并于后周，始与神玺并行于世（原注：西魏大统三年，槐里获神玺，大赦，不言其文也。独《隋志》言，神玺、传国玺皆宝而不用，神玺明受之天，传国玺明受之运，则神玺之文，亦有关乎天命者矣。）。开皇三年，诏以传国玺为受命玺（原注：出《隋文帝纪》。《朝士谈》云：开皇九年平江南，得真传国玺，乃改前所得者名神玺。此又不考本末者也。秦玺失于晋永嘉，而稍见于后魏太平真君之时，永和玺复归于晋，而隋已得之于后周矣，陈安得有真传国玺哉？谓陈有梁敬帝近代受禅之玺，犹之可也。况西魏、北齐已先有神玺之名，非开皇所改明矣。）。隋之亡也，玺没于宇文化及。化及败，为窦建德所得。唐武德四年，克平东夏，建德右仆射裴矩奉八玺以献，而受命玺实在其中（原注：化及之事，虽出于《朝士谈》，而正史不全载，然新旧史于《建德传》皆云裴矩奉传国八玺来降，则炀帝失之于化及，化及失之于建德，其事明矣。）。唐有受命玺，以封禅礼神，即其旧也（原注：《新唐志》载，神玺、受命玺之外，止有天子、皇帝六玺而已，是谓八玺。乃言有传国玺及八玺，岂通传国而为九耶？志言八玺甚备，而传国玺独无所言，是误以受命、传国为二玺矣。当云合传国为八可也。）。太宗贞观十六年，复刻受命玺，其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而受命之名，复自别于传国玺矣。武后长寿二年，尝改玺为宝。中宗神龙元年，又改宝为玺（原注：此三事，皆出《通典》，而本纪不载。特于长寿二年九月乙未，书作七宝而已。）。玄宗天宝十载，改传国宝为承天大宝，而传国之名犹不废也（原注：肃宗乾元元年，上皇天帝御宣正殿，授皇帝传国、受命宝，则知虽改为承天大宝，而旧名不废也。）。五代乱离后，其玺不复存矣（原注：蔡绦《国史后补》云：国初创业艰难，诸宝多阶石为之。元丰中，始诏依古作六玺，有玉而未成也。《会要》云：唐末六玺亡失，国朝铸以金鍮。太宗雍熙三年，诏以天下合同之印为天下合同之宝，御前之印为御前之宝，书诏之印为书诏之宝，铸以金，是玉玺不传于本朝也。）。受命宝者，其初当出于传国二玺，其一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二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皆有受命之文，而未以受命名之也。隋文帝受周禅，遂有东、西二魏之宝，其名不一，而所谓传国玺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者，乃永和玺也，其传最远。开皇三年，始表异而出之，名曰受命玺，而受命之名立矣。隋传之唐，而太宗不以为受命玺也。贞观十六年，乃自作受命玺，以白玉为螭首，其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是隋、唐之际，各有是玺，而其文则异。本朝继五代之后，二玺皆不复存。至道三年十一月二十日，真宗即位之初，中书门下言：皇帝受命宝，请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宝」为文，诏可，而不言其制度也（原注：《会要》误以膺字为应字，而《长编》不载，旁见于《宏词类编》者，乃作膺字。虽不足据，然累圣皆作「恭膺天命之宝」矣。）。大中祥符元年五月，有司详定封禅仪，请以玉牒、玉册并刻字填金，联以金涂银绳，缄以玉匮，置石䃭中。封匮以金泥和粉乳香为之，印以受命宝，宝方一寸二分，文曰「恭膺天命之宝」，则是真宗朝尝两作之矣（原注：《会要》云：请依旧制，别造玉宝，文同受命宝，则是八字皆同，而《长编》止载「恭膺天命之宝」六字，盖节文也。是时又作「天下同文之宝」，铸以金，以封石䃭。《会要》虽云封匮封䃭之宝，而不言别作，则又略也。）。乾兴元年，仁宗即位，三月十六日礼仪院言：皇帝登位，所有受命之宝，并缘宝法物，请下文思院少府监。从之。天圣元年九月二十二日，诏以宫城火，重制皇帝受命宝，则是仁宗初年亦两作之也。嘉祐八年，英宗即位，六月十三日，翰林学士范镇言：「伏闻大行皇帝受命宝，欲举而葬之，恐非所以称先帝恭俭之意。其受命宝，乞陛下自宝用之，且示有所传付」。诏检讨检寻典故，及命两制礼官详议。翰林学士王圭等奏议曰：「受命宝者，犹昔传国玺也。宜为天子传器，不当改作。谓今宜从省约，以称先帝恭俭之实」。其后别造受命宝，而所议弗用。元丰八年，哲宗即位，门下侍郎章惇言：「奉诏篆皇帝受命宝，请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宝』为文」。从之（原注：以上并出《会要》。）。即是以观，本朝皇帝即位，皆作受命宝，而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宝」为文矣。但前乎真宗，则有太祖、太宗之世，后乎真宗，则神宗居英、哲之间，而受命宝亦不作，岂作辍亦随时耶？将史失之耶？哲宗得秦玺，绍圣五年四月诏作传国玺检，以「天授传国受命之宝」为文，是哲宗有两受命宝，而秦玺其一也。徽宗初年，亦作受命宝，因秦玺之旧，以「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为文，则徽宗之受命宝，不复用「恭膺天命」之旧矣。既作受命宝，又作镇国宝，及天子、皇帝行信六宝。大观元年，八宝皆成，十一月十一日，诏以来年正月二十三日后用之（原注：镇国、受命本是二宝，而《会要》乃载大观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诏受命宝字之上添镇国二字，则当与镇国宝相乱矣。至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又诏八宝之名，一曰镇国神宝，二曰受命之宝，则是受命之宝未尝加镇国字也。《会要》何为并载耶？）。今皆不存矣（原注：朱丞相《秀水閒居录》云：靖康京城失守，八宝悉为金人劫取矣。但八宝既失，而镇国宝独存，其文所谓「范围天地，幽赞神明，保合太和，万寿无疆」者，则又朱丞相误也。镇国宝文九字，曰「承天福，延万亿，永无极」，而「范围天地」以下十六字者，谓之定命宝，乃朱丞相维扬所见者也。合定命宝言之，谓之九宝。靖康八宝皆失，而定命宝独在。蔡绦《国史后补》载九宝甚详，与《御制八宝记》及《会要》诸书皆相表里，当以绦说为正。）。予讨论玉玺本末，有所谓《云麓漫抄》者，乃赵（原注：彦卫。）景安之所作，予未之见，疑犹有遗论也。讨论粗定，乃于亲戚间见之，顾其说微有差误，不足取信。且如秦玺之为玉，或云和氏，或云蓝田，要当指一物为证。今云秦得和氏所献玉，命李斯篆书，诏工人孙寿用蓝田玉作，何也？献帝初虽失玺，后复孙坚得之，再入袁术，而徐璆以上于许。今云献帝出奔则失之，何也？曹操虽不受汉禅，而子丕实受之，刻玉玺之侧，曰「魏所受汉传国玺」，虽真伪未可知，未尝指言操所刻也。今云不应操为丞相时，先取其玺，何也？晋元帝渡江，数世无玉玺，北人始有白版天子之讥，其后永和得玺，君臣相庆。今云三国鼎立时，有假版天子之语，何也？秦以前为方寸玺，至始皇侈而大之，乃作受命玺。今云方围四寸，其为伪无疑，何也？如此等类，不可胜举，姑举其概以自志焉。

臣伏以都城之广，万众所聚，奸伪百出，刑讼实繁，推劾听断，尤宜详审，朝廷钦恤之意，防禁最密。每开封府大辟狱具，本处既已录问，则申刑部请覆其实。刑部乃关吏部差官同虑，谓之审问。囚无翻异，则论决如律；事有可疑，则移治他司。盖所以察冤滥而重人命也，安可徇一己之私见，而欲他人之必死乎？臣伏见开封府勘小阿贾杀人公事，吏部差刘斐审问，斐看详案卷，称是情节可疑，遂疏述不圆七事，申刑部乞行会问。续据本府回报，三事并是误供。又据刘斐续条陈案节不圆一十二项。刑部既见刘斐所申如此，亦虑小阿贾之情或涉冤枉，遂付大理再推，庶得其实，即于格法，未见违戾。而知府蔡京有辄论奏，谓阿贾大情已正，便当处死，刘斐不合疏駮，刑部不当移推，皆宜论罪。其徇情好胜，逞威犯分，不顾义理，一至于此。且人命最重，死不复生，小节既是未圆，大情容有不实。若便将阿贾处死，则是大辟罪人，不须再行审问，三木之下，枉杀必多。况朝廷立法，极从仁爱，天下死罪，稍涉疑虑可悯，并须奏听敕裁，多蒙宽贷，岂有不容问难，便欲行刑？又缘录问条制令移司勘逐者，指定不圆事节回牒本处。今刘斐既述一十九事，皆是不圆，刑部须至重勘。若阿贾不行凶，则京显有残忍锻鍊失入之罪；或阿贾委是正贼，则京犹有卤莽判押不职之愆。生杀之端，斐皆无过。若万一朝廷听其妄奏，加罪于斐，则向去审问之官，率皆畏避，不敢伸陈；被刑之人，多负抑屈，无所赴愬。况尚书刑部主天下狱讼，兼纠察在京刑狱之职，可以统辖开封，按劾其罪。今既举职事，反为开封所劾，则上下之分，颠倒错乱，非所以尊朝廷、风四方之意。又缘京知府以来，殊无治迹，听狱断罪，失谬极多。于段继隆之事则亲书涂抹，放纵冒法卖官之人；于僧惠信之事则遂非妄奏，曲庇重禄受财之吏。方当至公之朝，宜检举京前后过恶，重行黜降。今既未正其罪，又差知真定府兼安抚使，考之公论，殊未为允。伏请寝罢新命，候大理结正小阿贾等公事三件了日，别取朝廷指挥。况真定经刘瑾苛政之后，疲民殊未宁居，宜择厚重知治体者以惠养绥怀之，如京轻易徇情，岂可帅领一道，深虑因而生事。京荒唐浮薄，士论所鄙，缘其弟卞为王安石婿，牵挽忝冒，得至徙官。既与王安石为婚姻之家，又与蔡确有宗族之契，凭恃势力，习惯恣横，岂可更领边帅之任？伏乞追改施行。

窃惟当今急务，先须安定大势，而后缉理事功。寻常无事之时，积弊已费枚数；厥今号为更化，自应头绪更多。然凡事须论紧慢，下手合有先后。且如本朝所患，最是宿兵。矧今国力已蹙，若复有事疆埸，必是愈难撑拄。是以法当先纾外患，俟得境内粗宁，然后馀可次举。若但求高论，不切事情，安危所关，臣则不取。盖近日之事与汉诛霍禹，唐诛元载不同。霍禹专制朝权，元载窃弄威柄，虽毒流生民，而未尝连兵结衅。故一旦既服上刑，则天下旋即无事。今元恶挑怨敌国，身虽诛夷而祸故尚在。幸今主德无阙，朝纲稍张，敌狃百年之安，与靖康时异耳。然迹其产祸，则实与蔡京、王黼、梁师成、童贯相类。是时贬斥流窜，典刑举矣。然六贼虽夷河上，金人初未尝去，尽破诸县，为锁城法，则太原之围初未尝解。自敌去阙，提兵再下，中间亦得数月间隙，止缘精神涣散，著数悠悠，加以宁、德两宫重费调护，庙堂卿佐不相协和，行遣群小，稽滞日月，委任二三，莫克任事。既不能急纾立至之患，方且枝节横生，虚费光阴。是以强敌复来，遂不可为。今日之事，若使小使还归，别无邀索，通谢之使，次第可行。先得了抹此段，然后方见眉面。今敌窃据钟离，出没淮漘。既有轻我之心，复知求成之急，设或所求未厌，阴有包藏，则今秋之患偃然固在。若终归于和，复用隆兴故智，压我以兵，则边鄙之忧盖亦未免。或有坐断不进，以待我困，则彼虽不战，我亦不支。以此三者推之，则今日事势所可喜者，不过且得元恶就诛，别无意外不测之患，其动摇震岌，未可谓之安且定也。自始用兵，淮民南来，一家十口，不存二三。近者津遣，复使还业，若田庐无归，则彼将安往？昔东晋关西大饥，流民欲求寄食巴蜀，朝廷遣使慰遣，不令得过剑阁。其后共为逃难之计，而李特之乱则六郡流民也。自创立雄淮，所费钱粮不可胜计。近者溃散，所至剽劫。若边风益高，则必为乱阶。昔宣和间，谭稹增衣粮以招常胜军至十万人，其人皆勇悍可用。久之食廪不足，出不逊语，而我军亦怨。其后沿边开门纳寇，卒乱河东者，则皆怨军也。故今不特有外患，且忧有内讧，解衣包火，直未发耳。复闻上自九江，下至沿海，戍兵八万。自近者不许劈券，增盐菜钱，费增一倍。此项钱米既出经常截拨之外，自今别无科名可给。楮币折阅印造不及，尚犹未办。米以月计，不下数万。米非楮比，何从可得？初闻江淮宿储几二百万，沉而为泥，煨而为尘，委而为敌，至今已皆竭尽。近浙籴买，数亦未敷。未论和与不和，只论米数穷竭，已不可为。故不和则事方殷诚可虑，和则备未撤亦可忧。若不且先求安定之策，则虽有智者不能为矣。臣愿陛下君臣同心，委任专一；辅相同心，不分同异；侍从近臣，交相协赞，不为虚设。及今小使未回之日，令以和与不和之利害早求其当，更须趣召分阃重臣，入奏利害，与二三总饷商议乏兴一节。若合成有日，则事固有序。脱或邀索尚多，则何策可以相持？必俟外患内忧渐次平息，而后其他议论可以讲求。譬如常珍之食，若堂皇洁除，腹心无恐，则皆可以排列而进矣。不然，臣恐远患未弭，近忧先至也。臣无任。

徽宗皇帝初政，天下耸然保太平矣。始召范忠宣，欲以为相，陈瓘、龚夬、丰稷、邹志完在台谏。忠宣以瞽不至，薨。乃以承旨召蔡元长，既至，曾子宣亟出之。帅太原数日，蔡挟二向、王都知、刘友端专以继志述事开陈。曾、韩二相罢，蔡为右丞，月馀入相。陈、邹辈立遂皆置岭外，天下事自此坏，以至外国相侵，竟无虚日，而其祸靡所底止矣。

绍兴十八年某月某甲子，资政殿学士，同知枢密院事、赠观文殿大学士聂公葬于抚州临川县某乡某里之原。公之子昂以公布衣时有盛名于太学，而同时登博士之堂，相与摩肩于桥门璧水之上者某尚知公为最旧，当时老师宿儒、英豪之士，与公并时骋声名，相继登朝廷，为显人，今皆无在者，乃前期以状泣授使者曰：「我先君殁于边境抢攘之时，至今墓铭无词以刻」。又因公之婿黄君掞以来请铭，乃不敢辞。公平生遭遇，蒙褒宠眷赉之渥，与尝所建言行事，经兵火多失其传，独其世次官封始终大略可考耳。公讳山，字贲远，渊圣皇帝改赐名昌，世为抚州临川人。自高曾以来不求仕进，公虽幼警异，父以常儿畜之。及稍长，自能好学，卓荦不群，乡闾先生欲共奖养成就之。谓乡校不足以发奋，乃与筠阳龚端并游太学，而两人皆极贫，包腰负箧，徒步来京师，羁旅道中，讽诵不辍，见者以为异人。诸公博士阅其程文而惊伟之，数与太学上游并试，而常角出其上。方天子兴辟雍，一道德，而取士皆出于学校，四方英俊之所聚，而识与不识，一时名士皆争与之交，公亦与人倾倒无不至，而公之名闻天下矣。补太学上舍，与贾安宅等同日释褐，除相州教授。又为广亲北宅宗子学正，徙编修国朝会要所检阅文字。近臣荐公上殿，改宣教郎，除秘书省校书郎。迁尚书右司员外郎，以直龙图阁为荆湖南路计度转运副使。方天下惰于久安，吏不习事，事多废职，而公为人精敏劲果，于职未尝苟。其在秘书也，患群书散乱不属，取昭文、集贤、史馆之书，各归其库而标目之。会徽宗驾幸省中，阅其书如开群玉之府，而见圭璋琮璜之状，各有次第而可数也，称叹久之，由是骤擢右司。湖南去京师远而财用狭，岁久积逋不复帑，公责诸郡补发，是岁漕桑万户而下。天子以公长于理财，召为大府卿，遂除户部侍郎，为大辽馆伴使，兼定一司敕令，又兼侍讲。未几除开封尹，兼侍讲，充神霄玉清万寿宫判官。神州浩繁，治常屈于豪右，而公遇事果敢，无所回惮。又尝以事忤蔡京、王黼，乃复为户部侍郎，即以徽猷阁待制出知安州。已而提举江西州太平观，又责授崇信军节度副使，衡州安置。后二年，召赴阙，实宣和七年也。除显谟阁直学士、知开德府。值北边有警，改差亲征行营司参谋官，又改差随军转运使。又除户部尚书兼领开封尹，拜延康殿学士、淮南等路发运使，复为户部尚书兼领开封尹，遂拜中大夫、同知枢密院事。方议和好，乃以公为大金军前河东国信使，公亦自请行，以身试不测之虏，而一介行李卒不返。今上即位之明年，除资政殿学士，提举西京崇福宫。又二年，始知公至绛州及于难，靖康丙午闰十一月十二日也，享年四十有九。讣闻，上震悼，赠典有加，禄其子孙内外亲属而官之，太常谥曰荣悯。曾祖讳经，太子少保；祖讳荣，赠太子少保；父名用之，朝请大夫，是时年八十七矣。公娶邹氏，封永嘉郡夫人。子男二人：昂尝任鸿胪寺丞，升前庐陵县尉。孙男五人：尧臣、舜臣皆某官，周臣、晋臣、唐臣尚幼。女三人：洞真适脩水黄尚书之孙掞，安福县主簿；葆真适艾庆嗣，玉真适黄旦，二君皆用公恩泽补右迪功郎。有文集三十卷，编次《历代史门类》二百卷，藏于家。呜呼！士患无才或不逢时，观前世有为之士，投功名之会者众矣，一离谴逐，或终身不复显。公起儒生，陟禁近，虽非意遇谗，值天下多事，复起而膺大任。人谓以公之才而遭此时，必可以任世之重而有功于天下者，至是莫不叹其志未极其用，而惜其命止于斯也。当时议者尚或咎公，当本兵之地而以身任河东之役，此不犹愈于畏怯回挠，而以死生祸福为一身顾计者乎？受命以出，有死无霣，公则有焉。于是为之铭曰：

公幼自奋，硉矹瑰奇。崛起田里，名震京师。上方向学，锄颣媷茀。云汉昭回，下饰万物。公于此时，奕然有声。桥门环听，铿铿说经。由是取进，大官大职。忽离谗逐，谤焰未熄。天子念之，访于江湖。锋车星发，召登西枢。众方危惧，公不退转。勇于徇国，遂及于难。一心险夷，公谋则早。处此诚难，后世可考。

太祖皇帝克上党，获北汉宰相卫融不杀，以为太府卿。乾德三年伐蜀，诏伪蜀文武官并赐装钱赴阙，治行请白者所在以名闻。开宝七年下江南，赦管内州县伪置文武官员，见釐务者仍其旧。大哉，帝王之度乎！国初人物盛多，以其能天地包荒，杂用江南、西蜀人材之众也。初，绍兴十一年，金人割三京五路以和。新界长吏有前秉义知拱州者，有前武德知薄州者，有校副尉而知县令者。汉仪初复，莫不怀惭抱恨，意沮词短，无颜以见新至官吏。朝廷降赦知州县者，许令依旧，复拘收伪补告身敕劄，许诣有司批凿用印。有伪齐补授者，亦皆授给官资。人人得以隐藏恶迹，除危疑之心，而洗羞恨之咎。其后将校以功名自见者，比比皆是。高庙中兴有以哉！孝宗在位二十七年，始终用人，盖尝三变。其始也，收召山林遗弃之老，尽起海内流窜之人，或当兵权，或列谏省，或在方面。其中也，不次而用。小臣一言可采，或得超迁；列曹一事可录，未几便用。凡此十七八年，宰相岂必尽得人，台谏岂能尽举职，百司庶府岂能皆无过，然而孝宗每事求功，士大夫久用不效者旋即罢去。故碌碌庸人多不得久在位，而奸邪小人不敢行其私。淳熙十年，以孝宗有倦勤之意，每事必求审熟便安而后行。如王淮庸懦，仅仅无大过，亦不得已而用之相位。

按景祐五年十一月庚子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宝元。按运历图，盖十一月十八日南郊也。是年既改宝元，作史者便以此五年为宝元元年，《长编》遂无景祐五年，即宝元元年也，今绍运亦然。按《长编》四年丁度为内翰，八月知制诰，谢绛为契丹生辰使，《通略》是年李淑、胥偃皆为内翰，元年宋郊、王举正、郑戬皆曾为知制诰，不知此词出于谁笔，以字画考之，盖欧阳书。然景祐四年，公方为夷陵令，五年为襄州乾德令，当庆历三年冬，方拜右正言、知制诰，其去景祐五年尚有五六年也。

治平四年，京师省闱以「公生明」命赋题，司马君实司贡举。襄邑人（本开封府襄邑县，蔡京改四辅拱州，后复襄邑。）许少张（安世）时为举子，诣帘前上请云：「公生明者，公正生明。公而自明，非自明之明」。主司恶其语赘，斥去之。君实走厕回，问诸公何为而喧，同列告以其故。君实默然，谓帘外官请适来上请先辈相见，再问之，少张答如前语。君实云：「诸公不晓先辈意，所说极当，当依次第为文」。君实退与诸公言。诸公谓：「此同人上请耶！诸人方诮其上请疏谬」。君实微笑曰：「是公非上请也，乃来考试吾辈尔。今日命题公生明冷淡无体贴，如用离娄之明则便是自明之明，吾辈可不领略而去」？及得许公程文，读至依违牵制云云，抚案曰：「此非作公生明赋，乃公生明断案也」。遂为南省第一。少张廷试，复魁多士，官至都官郎中、权中书舍人，与坡仙同时。刘攽因谬举，王介甫欲窜岭外，许公与坡共救之，贬衡阳。少张迁秘监，因李士宁责官利路漕，又迁夔漕，乞地及招安南兵官杀降，坐累贬房陵倅，后归至黄州不幸，东坡解衣赙之。

靖康元年，金人长驱，将逼京师，独蔡攸得报早，先期治装，命宋㬇为东南发运。㬇，攸姻家也。假其护送，遂尽室而南，虽赀用给使无不全济。初传两宫命京亦从上皇而东，京自以午夜出城，水涩胶舟，奔卫不及，遂过拱州，实父子参商，遂不同途云。按蔡绦记，实云京在拱州乞召，愿陈计议。《长编》亦参取其说，云是时敌退，京师稍安。京求见，欲口陈灭敌之策。上将召京，会京贬命下而止。然独不载京之策安出，其说云何。其后蔡氏外孙传得其说，盖京欲决阳武埽也。按阳武，汴之畿邑。邑有博浪沙、黄河、汴河、白沟，又有阳武埽一镇。按《国史》，金人陷阳武，蒋兴祖死之。兴祖治其县，县有古博浪沙，土脉脆恶，积雨湓涌，埽且溃，兴祖护堤以免，即其地也。京之说云：「诚用臣计，敌虽百万，一夫之力可却」。盖欲决埽以浸敌也。此虽小人诡为大言以自救，然京如老盗，宿藏狡焉，容有可施用者。第败国亡家之人，天道不祐，纵有奇画秘策，决不能复成功尔。然传者云埽去京城止一舍，今以《九域志》考之，县西北去京九十里，得非埽近京而邑治远欤！

姚平仲自劫寨而遁，钦宗遣使几百辈，竟不知其所在。高宗即位，尝立赏访求。《林泉野录》不知何人所作，谓平仲实已战死。或存或亡，其说多端。顷时或传有曾见平仲于蜀青城山者，山阴陆放翁尝作诗以纪其事，斯亦异矣，岂好事者为之耶？然平仲之逃实在城下，而宣和邸报、密院劄子乃云：「京兆府廉访奏咸阳县公文，盖据魏鉴状，随姚防禦往河北宣司使唤，今月一日到咸阳县安下。至四更有排军张岊辈称不见了姚太尉，鉴即时报县尉及亲随人并印记封全解府。奉圣旨姚平仲身为统制，弃印而逃，可先次除名，令陕西诸路帅臣及提刑司收捉」。观此，则平仲之逃乃在京兆府。咸阳，永兴军属邑也。平仲方自陕西来应援，初不曾有还永兴军事。又按靖康元年立赏，有能捕平仲者，白身补承信郎，赏钱三千缗，此月指挥也。而邸报云：「臣寮上言，近岁军政不修，刑赏失当，姚平仲欲以都统制处之而弃印逃亡，不畏典刑明矣。今缘自首止降一官，臣恐四方观望，军政未易修也」。二月五日奉御笔：「平仲除名勒停，枷项蕲州编管」。观此则平仲尝自首，又非不出也。然此二报不收于正史，得非实自城下而逃，但劫寨之举不欲明言，故讳其地。平仲实不曾获，又恐人无忌惮，故又设为自首行遣之报耶？

建炎四年，巨盗钟相、孔彦舟、杨华相继蹂践荆湖间，环数州十馀县，莽为盗区。先是蔡守程昌禹提兵入援，行在道出湖北，会罢诸道勤王兵，抚谕冯康国因请以昌禹摄荆南帅。已而有诏改昌禹镇抚鼎澧，偏将邵宏渊者隶帐下，善用长刀，有关、马之勇，尝以百馀骑搴旗履锋为士卒先。是时贼党刘超自京西陆梁转寇而来，有窥伺湖南意，遂犯澧阳，逻兵四出。宏渊逼之于锁石冈，迎击走之。宏渊谓都监孙君：「今一击而却，后必再至，再至则来者必众。我军虽寡，然贼气夺矣」。遂授以己所持刀，令孙被甲驻马石冈以怖之。即驰诣昌禹，趣济师。无何贼大至，望见孙挺刀冈阜上立，东西指麾，以为实宏渊也，且惧有伏，果不敢犯，遂烧城北七里街，稍稍徙屯城西。薄暮，昌禹督众趋城。澧无守将久，百姓推慈利尉智从𤥺行郡事。诘旦，昌禹偕从𤥺自小东门乘城觇贼。贼出悍骑，舞槊诟之。昌禹失色，左右顾无应者。有桃源弓兵龚亨奋而出，众且属目，则已跃马赴之矣。昌禹遣亲吏语之曰：「汝忘器械耶」？亨振手不顾。既出，则贼策马瞋目，扬矛而前。亨出小蛮牌于髀间，槊正著牌而过。亨突身挟之而还。将士欢噪，褫衣就刑，则固一妇人，超长女也。亨自以独身挑战而得妇人，不足示武，手杀之。超愈怒，吹唇鸣鼓，尽锐攻朝天门，造钓桥高十馀丈，长二十丈。既成，引桥趣城，择死士之善战者系于其上。智从𤥺败，詈贼而死。贼蚁而登，昌禹与宏渊、龚亨自东角踏浅渡澧江奔武陵矣。贼虽下城，而民失耕凿，宿谷都尽，鸡犬菜茹无一存者。贼众饥馁，给人为粮，暴尸如京，头颅满野。惟李沙板者，乘沙板而济，因之获生者数十辈。贼既乏食，将趋桃源。未至数十里间有药山寺，寺之两旁十步一松，其大十围，夹道数里。宏渊单马间行，贼将张横适至。两骑相蹑，环松而驰。横不能得，则投以巨斧。宏渊格之，斧著木深不能出。宏渊负其多力，跃而前，欲生致之。横固壮猛，力钧敌，又不能得，则曳而俱坠。横以身压宏渊，且搦其阴。宏渊手攀拓桩，欲藉而起，相与力疲未决。宏渊亲兵至，擒之。宏渊患横凶暴，断其手而献于昌禹。横素以勇闻，昌禹命之酒，欲活而用之。宏渊曰：「贼无用」。遂杀之。自是超不敢复蹈武陵之境，卒全安常德一州之民，至今昌禹庙食焉。

高宗当郊，黄潜善为相，年代当考。前学士降御劄，循用旧式，以年谷顺成、兵革寝息为报天之祭，祀册亦用定本。叶梦得曰：「古之祭有祈有报。《周礼》大祝六辞祈福祥，求永贞居其一。今强敌内侮，盗贼尚多，二圣在远，四方未宁，与祖宗之时不同，宜改报为祈，专以寅畏惕厉陈情恳祷为主。祝辞当更赦文，历叙天下艰危，深自贬损，上帝不可诬」。上开纳。赦文叶梦得当制，无所讳。黄潜善乃取其词损益之，别自为手诏，言「行礼之夕，久阴忽晴，天示休应，以告百官」，与诏俱下。

绍兴和议初，金人以河南地归于我，士袅衔命道京襄宛洛，祗谒巩原。过南邓，大将岳飞曰：「敌无信，君道路宜缓」。士袅以上命有程辞，去不数舍，尘起，声甚嚣，导从相顾失色，南向而奔，力未尽，鼓声相闻，皆谓弗脱矣。忽报有王师至，望之岳帜也。驰就之，飞在焉。恚曰：「固谓君毋行，今董御带、牛观察已前交锋矣。兵胜败无常。君，王人，且近属，吾以兵自裹送君尔」。行数里少憩，两将以捷书至，盖士袅未至前一日出师也。十一年，臣寮上疏，论方飞进兵陈蔡间，尝密贻书于士袅，欲朝廷遣使应援，今必将有所营救。身为宗室，不应交结将帅。十一月，遂罢士袅宗司，提举崇福宫，申严宗室出谒宾客之禁。十二年十二月下飞棘寺，死狱中。子云诛于市。或云士袅尝以百口明飞之无他，盖亲见其兵事之神速，不止德飞之深也。

赵忠简。绍兴四年，伪豫引北骑大入，淮民南渡，人情大震。上趣召大将某人移兵过淮，某辞以疾，请他将往。上不得已，命至中书宣宴促行。时赵忠简以右揆兼枢筦，宣上意勉之，辞避如初。沈必先病之。公曰：「此事正坐吾辈不能耳。平时将帅藉国家爵赏，有兵有财，故能成功。鼎虽书生，若以见付，安知不能？且君数出劳勚，此行必非辞难。今敌报亟明，当自行耳，请以兵见付」。呼堂吏以纸授某官，促上交兵状。语未讫，将某人离坐而立曰：「如此，则某自去」。某自去，公不为之谢，但与之约师行不可过某日而已。是岁，王师大歼群敌，乌珠败而归，遂创艾不复犯塞矣。江左奠枕相安，忠简之力也。

宿师之出，欲乘敌无备，遂以五月进兵。督府在盱眙，淮地平旷，荫翳少，杲日烘炙，沙如釜鏊，不可驻足。谍报淮阳无备，魏公命戚方与列将及西北番官数十辈驾舟师往取之。戚方抵城下，立炮座，治攻具，独不令发一镞。敌有近城求打话者，亦不之对。麾下疑而问之，方曰：「诸君无扰扰，不三日，督府当有文字抽军回。今虽得城，无益也」。众愕然。翌日未暮，军士什什五五奔凑水际，皆曰：「班师矣」。近舟者争上，柂师以斧掠其手指，可掬也。老弱拖后弗得载者甚众，方乘大舠渡去久矣，实绍兴五年也。淮阳之役盖如此。

吴武安驻兵关隘，金人栅其上。一日，敌出骁将，垂青丝发，握槊策马，戟手詈玠求独斗。麾下两将辈出，皆歼焉。诟益甚，曰：「此犬彘，何足以辱我」？玠未以对也。有曹武者，位甚下，未尝以勇闻，请行。玠难之曰：「两将犹不能当，子毋重辱我」。武曰：「得公所常自乘马，则蔑不济矣」。问其故。曰：「敌诚骁果，然吾视其马于其回挽间微疵，此成擒易耳」。玠解以付之。武骑而出，与之两道驰逐，若无意于格斗者。忽跃身赴之，敌马力猛，骤前急回，不能如人意，迟一二步，为武所碎，持其首以归。三军大噪，敌震骇而走。

初，韩、张入觐，左仆射桧承诏集都堂问克复之期。曰：「上驱驰霜露十馀年，似厌兵矣。兵决在何时？迟速进退之计当若何」？两将对：「前提兵直趋某地，请粮若干，率裁量不尽得而退。兵出某所，某将皆坐视，不肯并力相牵恤。或申请辄不报，尝苦不能专力。如令文儒生不爱钱，武将一意轻生命，欲了即了尔」。桧曰：「有是乎？诸公今不过带行一职事，足以谁何士大夫者，朝廷不靳也」。岳最后至，意大略同而语微峻。桧颔之。于是三枢密拜矣，三人者累表辞谢。桧与上约，答诏视常时率迟留一二日不下，诸礼例恩赐为目倍多。桧别下诏，三大屯皆改御前军矣。始诸校苦斗积战，已为廉车正任，然皆起卒伍，父事大将，常不得举首，或溷其家室。岳师律尤严，将校有犯，大则诛杀，小亦挞鞭痛毒，用能役使深入如意。命既下，诸校新免所隶事，或许自结知天子，人人便宽喜共命。报应已略定，三人者扰扰未暇问也，得稍从容见桧，始以置衔漏夺兵职为请。桧笑曰：「诸君知宣抚制置使乎？此边兵官耳。今为枢庭，子司顾不能役属耶」！三人者退，怅怅然，始悟失兵柄矣（韩仲通尚书，桧时从官，尝为人言。）。

绍兴三十一年，王权失律，刘锜自真扬迤逦退师。朝廷知事亟，命叶审言以知枢密院督视江淮荆襄军马。审言辟辅逵为行府统制。十一月驻军江皋，引诸将入问计，逵立侍。贾和仲最先对曰：「请纵敌得渡江，我严兵以待。俟敌登岸，纵缇骑蹙之江流中，蔑不胜矣」。次米忠信。忠信请募没人凿沈其舟，顾谓逵：「向与诸公平湖寇杨么，实用此策。统制亦在其中，颇能记忆否？此策已试，尝效也」。最后李横。横曰：「今不得瓜洲则江面不可守，愿得四军人直渡与敌战，据瓜洲以拒敌」。三将对毕，审言顾问逵：「诸公策孰长？统制意如何」？逵言：「和仲老将，计良是。第国家治战舰棹卒凡几年矣，今遽舍此，则是先置水军一项工夫于无用地。且纵之渡即能支固大善，万一拒之不能止，如国何？何不且用水军合战江中，战而不捷，半渡急击之耶？忠信谓凿舟策曾收效于杨么，时则又不同。么驾大舟泊洞庭湖。湖水无潮，人持枘凿匿伏舟底可以施力。今大江湍流，瓜洲暗潮急如箭激。虽善泅者立见飘溺，尚能施刃凿耶？前日刘太尉军十二万冲突而退，今四军仅可得万二千人尔。刘太尉不能扼之淮浦之口，而横乃欲逆战于江干，恐未可往也」。是时，虞彬甫以中书舍人参议军事，洪景卢自密院检详为机宜，皆在坐。彬甫默然未有言，景卢独激昂鼓勇，谓逵沮横绝江之请为无勇，怒曰：「兵将官平时受国厚俸，今又说怯语，怕不肯去耶」？逵曰：「不然。今去不难，去而能保全人马归，方属难尔」。景卢又怒曰：「败则截却驴头尔」。初，瓜洲虽未有城，亦略有短垣，四围列植为鹿角，独中留出兵门。既战，胜负未决，横引军归营稍休息。士卒方解鞍啜食，敌骑忽驰而至，驱所掠百姓，倏忽壕堑皆满，拔植三面而入。我师于是尽为敌歼焉。自横流军渡江，审言谓可无虑，即移幕府过建业，明日至东阳，见隔岸火起，知已失瓜洲。审言中涂舍车惊遽。有刘锐者亦督府偏将，瓜洲败书闻，审言震惧，议移督府毗陵，以议拒守。劄子今犹藏锐子路分家云。

绍兴辛巳，金亮侵淮。刘信叔以三万人屯清河口。金人数万为连珠寨。日暮，锜选壮士五百人绝淮捣栅。敌方解衣盘薄，不虞我师之至，杀数百人而还。军中无知者，闻击钲声，挥朱缨芾，始知得捷收兵。是夜，锜复犒士，选千人，皆身首长大，翌日晚再劫之。敌有备，我军歼焉。得脱者三数辈，乱流而济。锜叱之曰：「何不尽死力」？犹欲用军法。明日，锜命以三千骑扼淮与之交射。敌以生牛革蒙粮舟缘北岸而过，飞矢勿能及，军士望之怅然而已。薄暮，我师伤者半。锜著褐半臂，踞胡床，抚案而视。战酣，麾左右使就战。然军士夺气矣，犹终夜击柝呵号，振鼓严更，若将警备者，虽帐下趋走亦不知军之移也。达旦，万骑已去。问之，幕府过维扬，将李横与数校殿而已。敌疑有伏，日已晡，火起，犹未信。真扬之民遂得预避，而我师成皂角林之捷。

绍兴十年，金人以河南之地归于我。三月，命济州防禦使、龙神卫四厢指挥使刘锜为东京副留守，发临安。五月至顺昌，不旬日，金国韩、翟二将军与乌珠大入侵。锜命清野以待，近城民皆徙入之。先是，属邑警报至，锜下令命军士及徙入百姓人持荻煤纳于州之佛寺庑下，密遣小校碎以臼杵，囊盛而积之。数日，入者填满，勿能容。有番欲出城避寇者，因命人授一囊以归，且禁勿开视，曰：「汝归视汝冢墓，于其井坎四旁沟涧遇有水则投之，敌当不敢近」。且戒以勿泄。时出者既众，一二百里内投者殆遍。敌以五月出兵至顺昌，涉六月自陈蔡而来，地多瓜桃，非北人宜食。入境捕生口散鞫之，所言人人同，汲于井间得渗沫。敌唶曰：「吾固疑吾军多腹疾，且马亦多毙」。盖锜寘毒于水也。始命军士掘地而饮，遇天雨则以杯勺承以饮马。人马燥渴，皆欲速战，故锜得因城守以破之。

锜自皂角林得捷，即称病求解印符，肩舆过京口。金骑将至江浒，督府惧失江面，且兵形背水为置之死地而生，迫诸将瓜洲迎敌。诸老将皆难之，遂相率就锜问计。锜病卧萧寺，令伺于户外以待移。顷呼入告之曰：「今取百馀舟凿其底，覆以篷席，藉以版干维楫，外设帆樯，度不能一二里沈者，鳞次于岸步，复取坚致可战之舟舣泊于岸，夙戒军士交锋勿及则徉败而疾趋坚舟，委泊岸者勿顾。敌气锐，必乘见舟以逐我，谓可直渡。度敌毕登放舟离岸，即回戈以赴之，乘其没溺，可以得志」。诸将皆谢非所及，拜受教去。午夜，密使移舟而前，时督府驻金山，望瓜洲如对面。迨晓，见南舟舣岸，欢曰：「是欲遁尔」！亟呼舟止。诸将位卑，无能以利害争者，皆恸哭云必败。于是刘汜先遁。李横不能支，失统帅印章。敌骑蔺藉我师，皆一壅入江而死。暮夜，有把芦苇而过者，实丧师八千人，横仅以身免。今沿淮州郡印章皆冠以绍兴，镇江戎司亦然，以此。

金将败盟，朝廷移刘锜为荆南帅，张真父以司业佐郡，盖不欲以民事烦之也。锜悬赏招效用甚重，然无如效用逸何，遂下令逃者斩。一日捕两卒，至未及问。真父趋而前曰：「杀之而逃不止，孰若生之以观其后」？锜奋而起，指其颈曰：「司业今何等风色？设有缓急，此非锜所能保，而顾惜若曹耶」！命牵出斩之以徇。自是义勇成军矣。先是公安白昼剽劫，撞钟鼓以过市，至是军声震叠，子夜开户无盗，至今义勇效用犹可用云。刘汜者，锜之犹子，衣褒博近文墨。锜一日责数之，令易楚制巾帻从军士。汜好论军计，锜犹信之。瓜洲之败，汜为提举军士云。

西蜀之兵分为三路：金州当其东，兴元制其西，兴州当其北，各据一面。三路之中，兴元最为要害，盖进则当寇之凤翔，退则据蜀之咽喉，故重兵不可不置于此，事势不可不力于此，大帅不可不设于此。以地理考之，敌人犯蜀不过三路：曰岷凤，曰兴元，曰金州而已。然自兴元而至兴州百三十馀里，自兴元而至阶成与凤远，亦不出三四百里，是兴元而应接西路不为甚远也。自兴元而至于洋七十里，自洋而东至于金州二百五十里，是自兴元而应接东路亦不为甚远也。是以南渡之初，国家深知其然，镇以重臣，开宣司于汉中。夫使朝廷择才智之臣，据根本要害之地，平时得以考覈将帅，蓄积财用，一旦有事，得以专制二道十万之兵，东西应援，不出于三四百里之外，而敌人不得一蹑吾咽喉之地，岂非固国之善谋哉！

陈箍桶。方腊之乱，初因盗犬系狱，其徒不堪，遂破械出之。初犯缙云界，自黄墓岭过止六七人，至崇善寺纵火杀掠，自号圣公。阴兵执镜照人，谓凡用心不臧者皆照见之。百姓窜走，方伏匿于山林，其徒持镜四出，谓人曰：「我已尽见」。愚民畏惧，皆出就擒。邑民盛九、沈五各立党伍，起而应之。括苍素无城守，遂被剽掠。其后腊就擒，童贯问腊：「谁为谋主」？腊以陈箍桶对。贯捕获之，问：「君教方腊反，何耶」？对曰：「正坐腊不受某教耳」。又问：「汝所以教腊者云何」？曰：「杀徽严以示威，长驱渡江结人心以入长安尔」。又问：「何以箍桶为名」？对曰：「天下之势犹桶板耳，能箍则合，不能箍则离」。其不韪如此，贯诛之。

绍圣中，余见刘莘老蕲州，因问公：「自中执法为执政，拒绝交游，独听一王岩叟语，悔乎」？莘老默然久之，曰：「惟蔡持正事过当，离青州时固悔矣」。又云：孙升为选人时，梦僧指府界提点蔡持正曰：「此本朝第四人过岭宰相也」。自卢、寇、丁三人，蔡谪新州第四人也。又云：刘拜右仆射之日，一小仆仆于堂下，呼曰：「相公指挥头𨃚往新州去」。已而诘之，悟曰：「莫知其言之出也」。

开元中，终南山竹开花结子，绵亘山谷，大小如面。其岁大饥，其竹并枯死。后汉襄楷云：「国中竹柏枯者，主当之。人家竹结实枯死者，家长当之」。终南山竹花枯死者，开元四年而太上皇崩。《朝野佥载》，见《广记》一百四十卷。唐天宝后甲子三年，自陇而西至褒梁数千里内，民相食，忽山中竹无巨细皆放花结子，饥民舂食，与红粳不殊，自此千村万谷并皆立枯。出《玉堂清话》。《广记》百三十二：竹花，六十年一易根。

按《渚宫故事》，长沙有阿育王像，相传至齐末常夜行，每南朝有大事及灾疫，必先流涕数日。

邵伯温父邵康节，河南人，熙宁丁巳卒于洛，程明道志其墓。伯温、仲良其子也。伯温字子文，传康节《易》学，节行尤高，以经明行修荐，授大名助教。初，温公之子公休卒，温公之后再绝，独公休之妻张夫人无恙，遂复立族子为公休后。朝廷遂除子文教授西京，经纪温国之家属，任之意略亦可见。其后章子厚欲用之，子文不求进也。徽宗即位，日食求言，伯温坐上书斥几四十年。建炎初，没于利路转运副使。绍兴七年，赵忠简当国，上其所著《辨诬》，乞行追录，始赠秘撰，诏藏其书于史馆。子文本末备载于忠简一疏，其守道行己可谓始终无愧于师友矣。然贤者遇非其时，顾亦有重不幸者。先是堂吏魏伯刍尝知石泉军，宣和中，蔡京用伯刍变盐法，帑藏骤增，擢伯刍为外府卿，提举榷务，其后除伯刍徽制以赏其功。故事从官除拜得自举代，伯刍状卷：「伏睹朝奉大夫、权知果州邵伯温识量渊明，学术该博，外寄远邦，吏民畏爱，傥置要途，必有异能。臣实不如，举以自代」。伯温早登富公、温公、小申公、二韩、忠宣之门，荐之者乃持国、范纯夫。伯刍小人，据非其位，乃自诡荐贤而不揆其不韪，不知谁实教之？虽子文名德皭然，彼安能浼，然亦可谓贤者之不幸矣。

种师道本以文资换右列，后为名将，其抚士卒最为有纪，然不特皆以威云。初，师道为小官，冬夜赴尝寮之集，衣笥中尝置薪炭白粲而去，家人辈笑之。既至，会饮之家或侵夜仆隶多寒，或给散俭薄不能满适，则群聚喧嚣，冀得声达于内，宾主各不自安，早罢酒归。主人或欲延客，客饮兴或未阑，无如人从之不肃何，以故多不得从容散去，独师道部曲所至，竟夕常无一人喧哗者。或怪而察之，乃知师道自始入席，即以所携付之众卒。众卒深夜得粥，既宽饥馁，已而爇薪炽炭，相与附火，不忍舍去，是以不暇为嚣，忘其为夜艾也。然其用兵持重，出没变化，人莫能测。师道于果肴喜啖榛实，每与诸将谈论，置榛于前咀嚼之。一夕坐久，食之尽，适有军议，沉吟未得其说，则时时引手就碟撮取之，不悟其已空也。左右谓其乐嗜未已也，取他器满饤，俟其顾盼有间，潜置之，易取空器而去。师道觉之，恶其揣度窥伺，立命推问诛之。

崇德人吕援，字权仲，居南场，营治圃垒湖石山，植海桧五六十株。大者盘枝如凤面二丈，又屈其上，小枝如倡乐杂戏，尤婆娑可爱。朱勔起花石纲得直达，檄秀守周审言，封以黄衣帕。援知不可得，匿其事，走汴都投京尹宣和殿学士盛章，请以园归上，方以恩换右列，后为忠翊郎。援亦稍强直，家富得官，里中稍推之。建炎改元，杭卒陈通叛。福建经略鲍贻逊至，方总枪杖手驻崇德。通劫围城中前某路漕俞䀭仁达、秘书监李光泰发、主仁和簿吴括子，直之嘉兴，约提刑高士曈、漕尉顾彦成求和。通诛在十二月。是冬雪踰月，三人者在崇德不得其日，尤记䀭衣单，求絮衣于援，二使者亦舣援岸，强使援摄尉，摄酒税。时兵自杭败还者日数百，援阨市南包角堰，设钓桥，谕使纳兵器，旋以小舟济渡，藏其械于县庑。败兵道饥，委仗得食，皆无事去。知县事邓根失赏，巡司寨卒有怨言。援以告根，出缗钱分之，卒尽醉之。又悉其家市酒，一釜不留，指市井谓人：「此旦夕吾所有也」。有得其要约文书者，始知将以五鼓集县治，约以声喏为节。初谢犒赐，次取兵械（即败兵所纳者。），次杀官吏。援诣根谋，先十刻率保甲袭之。卒尚醉，多就歼，余四十人，首领都头者甚健，彀射保甲，尽济四十人，手覆钓桥奔去，众卒趋许村，都头窜落县南田父家，绐谓田父送迎，饥渴索浆饮。田父逆知之，为具酒饭，已乃熸汤请浴，遂即浴床反接以献。根戮之市，沥其胆于酒，书「食胆将军」于旗下，令以五十万钱捕一卒。未几，许村尉执四十人为一舰至，取赏镪实舟而返。讫通诛，崇德无恙。援后辟都监。未几，虞兵徐明反，谓人曰：「我蓄反久，以吕都监故迟之」。因囚太守赵叔瑾，荷筒其项，叛卒张设列饮州治，牵使叔瑾行酒，曰：「常日汝饮燕，立我脚，直一脔，汝必尽之，我恨今当偿」。遂取所余肉与之。邓根兵至城下，明拥官妓乐饮西楼上，根募射生手弩射明，矢着胡床，与妓俱仆。明乱二十日王渊兵至，不施梯冲，卧桅竿于堞上，数人蚁而登。守城者皆散去，明遂诛。方明作乱，援去州方一宿云。根字深伯，昭武人，登进士第，治剧有风，力射命中。根父及弟皆能兵。一仆矮小，尤蹻捷。根以功改秩贰郡，为秀守。方根上功状，父子兄弟咸在，独不及援。援子恕，字子齐，年八十矣，为予言之。长老尚有能言其事者。子齐又云：陈通独不杀僧，士大夫持精缣易坏衲，自髡剃以避难，至暴其额于日中。首乱者通，次王贵。通诛，杭人有云：「脱通换通，罪过陈通。换对着对，罪过王贵」。通剐肉尽，犹索水饮云。

范觉民，襄阳人，美如冠玉，有经济大略，尝诘伪楚之立，邦昌辞以渐远则归节。时大盗纵横，桑仲、李横、霍明蹂践京西，朝廷力不能讨，耕凿尽废。觉民置镇抚使，于是桑仲得襄阳，霍明得郢。分地既定，盗贼渐不能相统。仲虽兵众而无器甲，欲叛入川，为王彦所败。已而徵兵于明，不至。仲自襄阳一日疾驰数百里至郢。明知其已疲，出迎之，使人为握发，以铁锤击杀之。李横复以兵至郢，声言为仲复雠，围之几年不下。明自水窦出走行在所。自是虽不加殄戮，而蜂屯之寇离析矣。建炎初，觉民首建择宗室子之请，实基重华揖逊之举，皆大议也。邦昌初立，同列皆在，莫知以何服见，且称谓何。觉民奋然以背子直入，呼邦昌子能而已。吕成公长觉民二十许岁，觉民书「顿首元直丞相」，止十数语。今书尺俗缛自谄秦氏始也。李伯纪与觉民皆有党。局务官叶审言上书攻觉民，或云主伯纪云。觉民生于己卯，以三十二入相，罢相居天台，得痢疾，误投热剂，薨，年三十八。始擢第，直言有议行遣者李士美，丞相救之。士美，京师人，事近习，因此稍盖前愆。

建炎三年，高宗复辟，苗、刘拥众南走，犯富阳、桐庐、寿昌，遂至三衢，檄守臣胡唐老应办。唐老谕众曰：「檄用明受年号，我知建炎而已。讨叛可也，何以应办为」？贼遂攻城，唐老禦退之。未几，韩世忠兵至，遂连败傅、正彦。唐老移守镇江。是岁秋，隆祐过江西。上幸吴越，拜杜充右仆射、江淮宣抚使，尽护诸将兵十馀万以备敌。戚方者，本教骏兵士，军兴入贼党，后杀贼首以众归，充留为帐下小校。十一月，敌挟李成入寇。充败，诸将皆溃去为盗。镇江本倚制置韩世忠为重，世忠在江阴。方迫城，唐老度不能当，出金帛牛酒犒其军。方纳其善意，为之罢攻。唐老又请曰：「晋陵，吾父母邦也，愿将军舍之」。方许焉，遂去不疑。有刘晏者，初隶苗傅麾下，统赤心队，至浦城谓众曰：「我岂从逆者」！以其所统归世忠，共破傅兵。朝廷授晏朝散大夫，时驻兵马迹山，有兵八百人。晋陵守周杞闻方将至，邀晏共城守。毗陵小郡，方易之。晏素号知兵，能以少击众，自西门出数十骑大歼方军。方败去，以唐老为绐己也，复从故道收唐老，束缚之，剥其肤，乃害之。方迤逦遂犯宣城。李泰发不能却，诏晏领巨师古兵往援，且解其围。晏恃勇先犯贼锋，冀生得方，遂殁于阵。唐老，晋陵人，世将族父也。晏，辽人。泰发上其死事，赠统制，泽及四子，庙食其所号义烈。今毗陵亦绘其像于烈帝庙，庑下有碑志其事。或云晏以明法入官云。周杞字子山，缙云人。苗、刘变作，汤东野为吴门守。张、吕檄书周杞、汤东野控扼于要衢，即其人也。方时扰攘，杞植白梃数十于庭下，百姓有犯令者辄击杀之。人不堪其酷，然亦赖以镇压。后缘坐下吏以预复辟，卒得释。弟绾，南渡后初除祭酒。绾尝为监司，有风力，不识学省事体，遇监学官如州县属吏，士论讥之。